二

康有為和章太炎都援用儒家經說，盡管他們治學方法不同，師承家法不同，但都淵源儒經，崇奉孔子，這是因為中國是長期的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後，社會性質發生變化，但經學的傳統地位沒有變，儒家創始人孔子在社會上也有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中國近代史，對傳統經學進行剖析，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隻要看，康有為在晤見廖平，崇奉今文後，重新塑造孔子的偶像，把孔子視為“製法之王”，喬裝打扮，拚命神化，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裝了的孔子的神，為他的變法維新事業服務。章太炎也搬弄儒家經學，講解華戎之辨，為他的“排滿”革命服務。盡管他們在當時都曾起過作用，但經學畢竟是封建文化的主體，戀棧舊經，阻礙了自己的進展。他們後來或者轉趨保皇，或者服膺清儒，不能說不和受到儒家經學的羈絆無關。

為此，我曾注意中國經學思想發展、消亡的曆史研究，康有為、章太炎可以說是今文學派、古文學派最後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也對此做過多年探索，先後出版了《章太炎政論選集》（1977年11月中華書局出版）、《章太炎年譜長編》（1979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和《康有為政論集》（1981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也寫了一些論文，本書就是從這些論文中抉擇出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