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和章太炎都是辛亥革命以後由日本回到國內的，但一個是飲恨以返，一個是載譽而歸。
章太炎回國返滬，當時報紙特發《歡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論：
章太炎，中國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氣不滅，發為國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嗚呼盛已！一國之亡，不亡於愛國男兒，文人學士之心，以發揮大義，存係統於書簡，則其國必有光複之一日。故英雄可間世而有，文豪不可間世而無，留殘碑於荒野，存正朔於空山，祖國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今章太炎已回國返滬矣，記者謹述數語以表歡迎之忱，惟望我同胞奉之為新中國之盧騷。[35]
譽之為“鼓吹革命之文豪”。而康有為呢？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頑固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反動政權的點綴。康有為沒有答應，移居上海，辦《不忍》雜誌，言：“睹民生之多艱，吾不能忍也；哀國土之淪喪，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墮落，吾不能忍也；嗟紀綱之亡絕，吾不能忍也；視政治之窳敗，吾不能忍也；傷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見法律之**，吾不能忍也；睹政黨之爭亂，吾不能忍也；慨國粹之喪失，吾不能忍也；懼國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而“莫敢忘斯世也，願言拯之”[36]。究竟是什麽使他這樣“不能忍”呢？社會曆史的向前發展，舊的東西終將覆滅。究竟又將如何“拯之”呢？“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圖謀封建勢力複辟。一個進步的人，後來落後了。
康有為和章太炎返國時的政治態度不一，毀譽不一，又和他們這幾年的流亡生涯有關。
章太炎在戊戌政變後，“避禍”台灣，流亡日本。他看到甲午戰後中國民族災難的深重，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政府是深深痛恨的，認為“支那宮禁之變，賢才坑屠，王化陵遲，宇內魚爛，將使薊丘之上，滿人不亡，而夏子之胄亡矣”[37]。滿洲貴族統治腐敗衰朽，不能不“革政”。又認為政變危急之際，“猶賴有數鎮稍自奮厲，是以扶危而定傾”。因此，不能削弱藩鎮，而“甘心於白種之淩藉”。中國如果“無文武自將之主，而澌滅幾至於盡”，所以削藩鎮，是“天下之至私”，它隻能“行媚白人”。同時，重藩鎮和立憲政並不矛盾。“板**之世，非得藩鎮以尊攘，則憲政不立”，並舉日本為例，“若皇德貞觀，廓夷舊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歸之一憲，藩鎮將奔走趨令，為日本之薩、長藩始於建功，而終於納土，何患自擅”[38]。此後，進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與瓜分而授之方鎮”[39]。那時，他還是向往“明治維新”式的“革政”。隻是到義和團運動以後，才“鑒言之莠”，進行“匡謬”[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