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辮”，表示章太炎“不臣滿洲之誌”，是他對變法圖強、政治改良的決絕。
“割辮”以前，章太炎是同情康、梁，同情改革的；即便在政變以後，仍與“尊清者遊”。他的“割辮”，是在動**的環境中，經過了複雜的鬥爭，始和改良派“割辮與絕”的。
章太炎早年接受的是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杭州詁經精舍跟隨俞樾埋頭“稽古之學”多年。1894年中日戰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敗，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刺激下，他毅然走出書齋，參加強學會，編輯《時務報》《經世報》《實學報》和《譯書公會報》。他的辦報主張是，“馳騁百家”，“引古鑒今”，“證今則不為卮言，陳古則不觸時忌”[4]。指出中國應該“發憤圖自強”，不能“惟舊章之守”。認為“變郊號，柴社稷，謂之革命；禮秀民，聚俊材，謂之革政”，也就是說：新王朝代替舊王朝是革命，而尊賢下士、改革政治則是革政。至於“今之急務，曰以革政挽革命”[5]，應該“益損政令”，變法圖強。
為了“革政”，章太炎曾上書李鴻章，企求他能“轉旋逆流”[6]；也曾跑到武昌，幫張之洞辦《正學報》，幻想借助他的實力推動變法。不久，“百日維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灣，東遊日本，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應該說，章太炎在政變猝發，留居台灣期間，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是深表同情的。一方麵，他對慈禧太後為首的清朝封建統治階級憤怒指斥，認為慈禧太後的株連新黨，不是“晚節之墮”，而是“天性殘害”，說：“革政之獄，世或斬斷果賊，齶眙於慈禧太後，謂其始仁恕而終陰鷙，豈晚節之墮耶？”而是“女戎召禍，殘害不辜，自古以然，而慈禧太後之惡直醜正，尤其天性然也”。如今“康有為雖脫，亦幾幾不能自免”；至於“偵獲逋臣”，更是“穿窬草竊之行”。“以清室之文母，為異國之荊卿”，其為“鄰國觀笑，豈有既哉！”[7]章太炎對插足改良派，轉而出賣改良派的袁世凱，更是盡情挖苦，比作“馴狎依人”“駕鹽車載囊橐惟所命”的希鴕鳥[8]。對“讚助”強學會，遙控《時務報》的張之洞也譏為“外托維新，而其誌不過養交持寵”，又“諂諛長信，無所不至”。如果張之洞之流也說是“改革領袖”，那真是“黨碑誤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