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辮”，又表示章太炎的反對“奉戴光緒”，傾向革命。
章太炎的傾向革命，是在東渡日本回國以後，“以勤王、光複議論不合，退而毀棄毛發以自表”[18]的。
章太炎較早孕有民族主義思想，《來書》中說：“鄙人束發讀書，始見《東華錄》，即深疾滿洲，誓以犁庭掃閭為事。”《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還引“揚州之屠”“江陰之屠”，以示不忘“枕戈之恥”。但“割辮”前仍和“尊清者遊”，他又是怎樣斷然“割辮”的呢？1899年6月10日，章太炎從台灣基隆出發。14日，“步上神戶”，17日，“發大津趨名古屋”。[19]在日本與孫中山相晤，受其啟發，自稱：“自台灣渡日本，時梁啟超設《清議報》於橫濱，餘於梁座中始得見孫中山，由梁介紹也。越二三月，餘回上海。”[20]馮自由記：“己亥夏間，錢恂任日學生監督，梁啟超時辦《清議報》，均有書約章赴日，章應其請，先後寄寓橫濱《清議報》及東京錢寓、梁寓，由梁介紹，始識孫中山於橫濱旅次，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為相得。”[21]又說：孫中山與章氏等談及土地問題時，說他“對於歐美之經濟學說，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單稅論”，認為“此種方法最適宜於我國社會經濟之改革”[22]。
章太炎在日本時初晤孫中山，影響很大。本來，章太炎雖早知孫中山其人，卻未見麵。1897年，章太炎在上海，“因閱西報，知倫敦使館有逮捕孫逸仙事，因問梁啟超：‘孫逸仙何如人？’梁雲：‘此人蓄誌傾覆滿洲政府’，章氏‘心甚壯之’”[23]。他又說：“是時上海報載廣東人孫文於英國倫敦為中國公使捕獲，英相為之擔保釋放。餘因詢於梁氏，梁曰：‘孫氏主張革命，陳勝、吳廣流也。’餘曰：‘果主張革命，則不必論其人才之優劣也。’”[24]但當時對孫中山還是了解不深，即便在政變發生、避居台灣時，還錯誤地認為孫中山不能與《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並稱”[25]。但甫抵日本，和孫中山相晤，情況就不同了，他們“談論排滿方略，極為相得”。1899年7月17日（六月初十日），他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說：“興公亦在橫濱，自署中山樵，嚐一見之，聆其議論，謂不瓜分不足以恢複，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謂卓識，惜其人閃爍不恒，非有實際，蓋不能為張角、王仙芝者也。”[26]雖尚有微詞，仍譽為“卓識”，可見他這次和孫中山初晤，留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