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譯述的《社會學》甫經出版，在日本發行的刊物即有介紹，1902年12月14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叢報》第二十二號“紹介新著”欄介紹《社會學》譯本雲：
譯者於祖國學術博而能約，其所定名詞，切實精確，其譯筆兼信、達、雅三長，誠譯壇中之最錚錚者也。近年以來，譯事驟盛，而所選之書，率皆普通之曆史、地理等，而於高尚專門之學科，闕焉無聞，實譯事不發達之明證也。若此書者，其可稱譯界一明星乎？
所謂“所定名詞，切實精確”，宜指章太炎將“群學”正式譯作“社會學”並以之名書而言。“介紹”還以《社會學》為“高尚專門之學科”，譽譯本為譯界之“明星”。
此後，《浙江潮》在介紹薩端翻譯的日本有賀長雄所著《社會進化論》時，對章譯也譽為“巨擘”，謂：“吾國新譯社會學，推餘杭章炳麟之《群學》（按即《社會學》）為巨擘。今此書可與章氏之《群學》參觀，實研究政學、文學者所不可不察也。”[10]
《浙江潮》是浙江留日學生所創，其“立言”“著眼國民全體之利益”，“眷念故國”，是辛亥革命前著名的革命刊物。它推章譯為“巨擘”，鄭重介紹，說明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此書的重視，《社會學》對資產階級革命也起過作用。
有人認為，章太炎“把國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密切地結合起來，以抵製西洋來的新思想新製度”，他“經常流露出沒落階級的沒落情緒和沒落意識”，說他是地主階級的代表。這樣的論點是值得商榷的。章太炎的確有“國粹主義和民族主義”，他的封建意識也較一些資產階級革命派為濃，但說是以之“抵製從西洋來的新思想新製度”，則不符合事實。試問斯賓塞、吉丁斯的學說，較諸中國封建思想來說總是“新思想”吧！章太炎對清朝封建專製腐朽製度猛烈抨擊的文篇更非鮮見。即以他翻譯《社會學》時重行修訂的《訄書》而言，在論證中國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就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提供了革命勝利後的建設方案，明確指出：“吾言變革，布新法，皆為後王立製。”[11]要“為後主立製”，難道這是抵製“新製度”嗎？又說：“今有造酢母者，投之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猶酢母矣，利政入之，從化而害，害柢之不除，空舉利者以妄投擿。”以清政府為“酢母”，認為必定要把這個“害柢”除去。他這時對清政府已不抱幻想，也不是“沒落階級的沒落情緒和沒落意識”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