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章太炎在東京講學，講的是《說文》《莊子》《楚辭》《廣雅》《爾雅》，“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1]，主要是“文字音韻之學”。與此同時，他又寫成大量學術著作，《新方言》《國故論衡》《劉子政左氏說》《莊子解詁》《小學答問》《齊物論釋》《文始》等書陸續刊行。這些專著，種類繁賾，字數眾多，在語文、曆史、哲學方麵，均有創獲，對近代學術產生很大影響。而1909年以後，他的政治論文卻相對地減少了。
章太炎的正式講學，據《朱希祖日記》[2]所載，自1908年4月4日開始，亦即《民報》第十九期出版以後，這時，他主持《民報》，《排滿平議》《駁神我察政說》《革命軍約法問答》等宣傳反清革命、揭露立憲黨人醜態的文篇，都是講學以後所發，“匡扶光複”，應無疑義。問題是這些專著都完成在10月10日《民報》被封禁以後，也是章太炎和同盟會發生摩擦之時。那麽，退處講學，是否意味著他已“埋首書齋”“潛心學術？”是否意味著他已脫離革命？這就值得探討。我認為章太炎的衰退跡象雖漸呈現，但還不能說他已經“埋首書齋”、脫離革命。
首先，這些專著雖則刊於《民報》封禁以後，實際早已屬草，有的且有成稿，並不都是10月10日以後“埋首書齋”所作。如《新方言》，是1909年8月印於日本東京，1910年又加“修治”，再出“定本”的。而他起草此書卻在1906年，即出獄東渡，主持《民報》不久，《丙午與劉光漢書》說，“若能精如揚子，輯為一書，上通故訓，下諧時俗，亦可以發思古之幽情矣”[3]，即指《新方言》而言。此信寫於丙午，即1906年。次年，章氏將“近作《新方言》一卷”，寄送孫詒讓“就正”[4]，接著，《國粹學報》開始刊載。丁未年第十二號章氏《與人論國粹學書》稱：“《新方言》亦著錄訖，自謂精審”。《再與人論國粹學書》又稱：“即吾作《新方言》亦尚費歲餘考索。”[5]可知《新方言》撰於1906年，成於1908年。《民報》第二十一號附有《博征海內方言告白》：“仆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複展轉鉤考，又發現百餘事。”再加修訂，到1909年印出。知《新方言》不是《民報》封禁後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