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勝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錯誤口號，反對“以一黨組織政府”[35]，並和一些立憲黨人在一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這些言行有他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那麽，是否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夕，早和立憲黨人沆瀣一氣了呢？也不是的。
武昌起義前夕，章太炎寫了《誅政黨》，發表在檳榔嶼《光華日報》上，以為“朋黨之興，必在季世”，“天下之至猥賤，莫如政客”。中國政黨“非妄則誇”，並“校第品藻”，“發憤筆而誅之”，恰恰“誅”的是立憲黨人。由於這篇文章，《章氏叢書》刊落，流傳絕少，未曾為人注意，有必要引錄說明。
章太炎認為當世黨人“觀其言行，相其文質”，略得七類：
第二類是“不爭於朝，而爭於市”。“既好貨殖”，“家既不訾，乃求比封君而抗禮王侯，束帛之幣，以賂貴臣，則膺顯秩而備顧問，複大結朋黨，將隱操政權以便其私”。指的是地主、官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一些立憲分子。1908年6月間，廣東士紳代表入京呈遞國會請願書，康有為的“中華帝國憲政會”也聯合華僑中的立憲分子，以海外二百餘埠華僑的名義上書要求開國會，實行立憲。康、梁等更謀賄賂肅親王，拉攏良弼等滿洲貴族為自己使用，“束帛之幣，以賂貴臣”指此。章太炎斥為“選舉徒有空名，民生日即艱苦，王室傾而政出富民”。
第三類是“心醉利祿，一變而談保皇，宗國幅裂，民生多艱，置夏民而為引弓者謀生計，陳義縱高，權衡已喪，將以媚大長，則尤無恥矣。不輦金於朝貴而要藩鎮，與一二黨徒，激揚名聲，以動聽聞，大命一至，若恐弗及”。“高談佛理，競在欺世”，“至於告密藩鎮，大者鉤黨，殺多士，賊烈女，以快其私”。指的是蔣智由。蔣曾學過佛典，“殺多士，賊烈女”，指“秋瑾案”告密事[38]。蔣智由和梁啟超等組織推動立憲運動的政聞社，章氏曾與之鬥爭。本文斥之為“熱中利祿，無由得進，大結黨徒，聞政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