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和今文經學》一文，將在《中國近代史》編輯部編的《中國近代人物論集》中發表。
我認為，康有為是在中國民族危機嚴重，清朝封建統治腐朽的情況下，借助儒家今文經學議政言事的，是在1888年上書不達以後，受了廖平的啟示，“明今學之正”的。他汲取了今文經學中“變”的哲學，糅合“三統”“三世”理論，以明“因革”“損益”“改製”及維新。
我認為，康有為受廖平的啟示，是無可懷疑的。但他借今文經學以議政，卻和廖平不同，廖平的辟劉歆、崇今文，旨在說明今文經傳之可信，康有為卻予封建傳統思想以大膽地掃**。
廖平的尊孔子、言素王，旨在說明今文經為孔子所作，今文經學為得孔子之傳；康有為則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主張。因此，盡管廖平也講變，也講“三統”，但他比較遵守今文家法；康有為則把“三統”和“三世”相糅，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體係，且與其實踐相結合。
康有為“詳於義”，不但和廖平不同，即和同講今文、同講變法的皮錫瑞也有區別。康有為學習西方，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皮錫瑞卻以“西學出於中學”，“講西學還得先通中學”。康有為講孔子改製，是為了“救亡圖存”，維新變法；而皮錫瑞則主要以孔子為“先師”。康有為詆擊漢學、宋學，是為了掃除維新變法的絆腳石；而皮錫瑞則主“調和漢、宋，開通門戶之見”。
廖平、皮錫瑞立足在學術上，而康有為則著眼於政治。廖平雖主今文，偏重家法；皮錫瑞雖主變法，植根封建。康有為是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中國人，皮錫瑞則主要是今文經師。
康有為始終抓住他所汲取的今文經說、塑造的孔子改製，使用古人的語言，演出了曆史的新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