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康有為、梁啟超的評價，廣東會議時，大家對他們在戊戌維新時期的進步作用是肯定的。認為康有為是向“西方學習的先進的中國人”，梁啟超在維新時期的宣傳鼓動作用也功不可沒。很多人認為過去對康、梁有不夠實事求是之處，不能說戊戌政變後康、梁就“馬上倒退”。康有為由“先進”到落後有一定過程，梁啟超“流質善變”，有時“變壞”有時卻又“變好”，即使在他主編《新民叢報》時期，政治上和革命派的機關報《民報》論戰，而文化上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學說，作用很大。也有人對改良派劃成左、中、右表示不同意的。近兩年來，很多人對第一曆史檔案館收藏的《傑士上書匯錄》和康有為進呈的《日本變政考》《波蘭分滅記》及《列國政要比較表》表示重視。有人據此對《戊戌奏稿》發生懷疑，認為《戊戌奏稿》有原則性的改動，“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的政治主張”。有人認為“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在條陳、奏折中都沒有提開國會、行憲法，隻提在宮中設製度局討論新政的建議”，“還阻止譚嗣同、林旭開議院的主張”。有人認為不能就百日維新中康有為的奏稿說他沒有實現自己的綱領，戊戌維新應從1888年算起，不能隻看“詔定國是”後的一百天。我過去寫過《戊戌奏稿輯目》[4]一文，認為康有為的《戊戌奏稿》“縱有改竄，內有實跡。縱有追憶，中含要素。固不可懷疑一切，悉予摒棄”。現在看來，這個問題還需進一步探索。《戊戌奏稿》隻有二十折，又有目無文十三篇，和《凡例》所說“手撰奏稿，都六十三首”相差很遠。如康有為代屠仁守、徐致靖、宋伯魯、楊深秀、陳其璋，王鵬運所擬奏稿，《戊戌奏稿》就未收入。《傑士上書匯錄》中也有七件未刊入。至於從《傑士上書匯錄》和《戊戌奏稿》不同的五件來看，有的是日期不同，這是因為《傑士上書匯錄》所存是軍機處或其他部門的代遞日期，所以較原定的為晚。至於內容的改動，還需認真考核，今後我準備就此再加鑽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