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分析，信—任型君臣關係若僅產生於長期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曆史將會變得毫無懸念而乏味單調。實際上，無論古今，一見傾心，因緣際會反複上演，由此而獲得信任乃至寵幸代不乏人[14]，也為無數當時的男男女女提供了成功的榜樣與想象的空間，激發了他/她的種種行動，這些都匯入曆史中，使之豐富多彩且變幻難料，同時也將決定論送入墳墓。
因緣際會而得君寵的臣下，首位見於記載的是文帝朝的鄧通。起因是文帝夢中上天，有黃頭郎從後麵推其上天，夢醒後看到鄧通衣著與夢中人相符，且姓名亦暗合，大悅，於是“尊幸之日異”（史125/3192）。
武帝時東方朔則是因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武帝）偉之”，而得“待詔公車”，爾後又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展示自己的機智與敏捷，以求博得武帝青睞，得“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後又在與幸倡郭舍人的射覆與隱語比賽中勝出，“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漢65/2841-2845）。會稽人嚴助亦是舉賢良對策的百餘人中“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置在左右，名列“其尤親幸者”，為武帝出謀劃策（漢64/2775）。上官桀乃是因任未央廄令上，一次回答武帝怒中質問博得好感，“上以為忠，由是親近”，逐步升遷至太仆，武帝臨終前遺詔與霍光一道輔佐年幼的昭帝（漢97/3957）。
宣帝時梁丘賀則是因為某年八月祠昭帝廟，出現異常，馬驚，令賀卜筮，結果“有兵謀，不吉”，宣帝還，使有司侍祠，果真在昭帝廟的寢郎隊伍中發現了謀逆者，“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先是任太中大夫、給事中，最後官拜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漢88/3600）。因一次今天看來偶然的卜筮有驗，梁丘賀贏得了宣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