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持續存在的禮儀型君臣關係，信—任型君臣關係則不斷經曆考驗，亦需隨時加以經營與維護，尤其是居於臣下的一方，畢竟，這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一旦雙方中一方死亡。關係就基本結束，“園郎故事”可以說就是針對皇帝臨終前身邊近臣與嗣君近臣間的強製性熔斷/更新機製。除非皇帝臨終遺詔托付或太後特詔，這種關係很難延續到嗣君與臣下。這種情形亦偶有所見，如武帝臨終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與田千秋輔政，便將他與諸人間的信任關係延伸到他們與年幼的昭帝之間。宣帝即位時，實際也不得不接受他與霍光間的信任關係格局。宣帝與元帝臨終前實際都安排了輔政大臣，亦是將自己與個別大臣間的信任關係延伸到嗣君與大臣之間，來保證統治的順利維係。不過，更多見的是嗣君帶來的關係中止。
景帝即位後，鄧通很快被免，“家居”，不久便被人告發而“下吏驗問”，財產沒收，最後的下場是“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落得此下場，可能與文帝在世時為文帝吸膿，而太子（景帝）吸時則麵有難色，遭太子忌恨有關（漢93/3723-3724），是否果真如此，無從查考。成帝即位後，石顯迅即從中書令的要職上遷為長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官秩提高不少，卻脫離了控製皇帝文書往來的樞紐。對成帝而言，在維護其太子地位上，石顯“頗有力”，主觀上並無意懲處石顯，但在大臣眼中，“勢”與“職”緊密相關，調離要津無疑是失勢的信號。當時中書令一職並未罷除，那是四年後的建始四年（前29年）春才出現的[15]。眼見石顯不再任中書令，無法控製文書上傳下達，原先畏葸阿附他的丞相匡衡與禦史大夫張譚不久便開始“條奏（石）顯舊惡”[16]，結果石顯本人與黨羽一道被免官，徙歸故郡，鬱悶死於途中（漢93/3729-3330）。實際上，成帝的處理，相當克製，免官相當於對考課落第與嚴重職務犯罪的處罰[17]，絕無置石顯死地之意。確如時人感歎的“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18]，牆倒眾人推，被逼入死境。董賢早就成為眾矢之的，哀帝一死，很快就被王莽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