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皇帝而言，因每位皇帝進入君臣關係的態勢不同，形成的君臣關係實際格局不同，皇帝的需要亦各有側重，同一位皇帝不同時期的需要亦不盡一致。
一種是安全的需要[1]，文帝、景帝、宣帝與哀帝都麵臨此局麵，任用自己的舊部或外戚成為維護自身安全的常見選擇。這些臣下正是因此前已深得皇帝信任，故榮膺此任。
漢代諸帝中最早麵臨此境況的是文帝。他突然以外藩入承大統，在漢廷沒有根基，頗不自安，緊密依靠這類臣下來自保，執政23年中對漢廷大臣的戒備似不曾鬆懈。他在得知自己應邀入長安後，與左右商議時，便對漢廷大臣心存防範，《史記·孝文本紀》：
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後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10/413）
幾經權衡，並求諸卜筮，才定策並打消疑慮，應召入長安，劉恒到渭橋，“群臣拜謁稱臣”，通過拜謁與稱臣的儀式，確立了劉恒與漢廷大臣之間“禮儀型君臣關係”。不過，雙方無法僅依據簡單的跪拜、稱呼便建立相互信任，戒備之心不可能馬上消除，甚至文帝一世都放心不下，這從他入宮當晚的安排，以及在位23年間關鍵職位的用人上看得很清楚。
劉恒即位當天傍晚“入未央宮”，隨即“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同日受拜恐還有文帝的母舅薄昭，任車騎將軍。[2]下詔則是在進行完將領的安排之後才著手的。我們知道，南北軍是守衛長安的中央軍；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其府在未央宮中（漢3/102），負責保衛未央宮內各殿的安全，後者在秦與西漢初還兼有皇帝的顧問參議以及傳達招待等任務，或曰宮內總管。[3]分掌其事的兩位均是劉恒從代國帶到長安的左右親信，宋昌原為代國的中尉，張武則是郎中令，本身就是劉恒身邊的侍從與衛士長，並參與了是否入長安的謀議，深得其信賴。從秦漢通常情形看，新拜官還要新刻官印[4]，亦需要準備製書一類文書，更有拜官授印的儀式[5]，不是件倉促可就的事。此後兩漢近400年中，見於記載的僅東漢和帝時又出現了一次夜拜（後漢25/878）。劉恒在入宮當晚的數個時辰中就作出上述安排且即刻開始履職，意在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用心腹控製了宮內外的軍隊便控製了局麵，成為未來持續統治的基本保證。匆忙之舉的背景乃是對“多謀詐”的漢廷大臣缺乏信任而生的自身安全之憂。[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