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臣下角度看，有些是無意中因長久相處而形成的信任，因一方驟然成為皇帝，這層關係轉變成信—任型君臣關係。盧綰與劉邦生來便開始的親密關係，宣帝微時與張彭祖的感情，均是顯例。這種情形並不多見，帝國時代除了開國之君以力取天下，要靠自己的努力外，繼體之君多半早有太子名分，否則亦貴為王侯，身份是命定且公開的，自然也就成為臣下追逐的對象，與皇帝營造關係，乃至贏得寵幸更多地變為臣下有意為之的策略與目標。即便無法直接仰承君寵，依附於皇帝的寵臣佞幸或信任之臣亦是不壞的選擇。阿諛逢迎、趨炎附勢逐漸成為官場流行的品性。西漢一朝得獲取高位的諸多儒生多數莫不如此，班固在《漢書》卷八一史臣讚中說：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81/3366）
蔡義以下的10位丞相（後曾一度改稱大司徒），任職年代占了自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九月到平帝元始五年（5年）前後80年中的絕大多數年份[15]。在班固眼中，這些曾貴為丞相的儒宗不過是“持祿保位”之徒，阿諛曲從，附下罔上，與儒家要求的直道而行相去甚遠，實則墮落為明哲保身甚至利祿小人。據史傳，他們阿附的對象不僅是皇帝，也可以說，主要不是皇帝，而是其身邊的寵臣，前文已述及。值得指出的是，他們在當時官場上的表率作用不可小視，對於身在官場的官員以及渴望入仕者行為取向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武帝以後，官場風氣逐漸變化。
按照昭帝時人的觀察，風氣始墜於武帝初年田蚡為相時，大壞於晚年公孫賀與劉屈氂主政時。《鹽鐵論·救匱》賢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