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臣下，儒生出身的臣下尤其值得注意。其他人主要通過行動參與對關係/寵的爭奪，儒臣則身心兼具，行為之外，亦借助言辭投身其中。
以往研究中，常常會將行為（實踐）與言說（表達）分別對待，前者劃歸一般曆史學，後者成為思想史的禁臠。古人言行往往相互聯係，尤其對於長期掌握言說霸權的儒臣，君臣關係上亦是如此。將言說置入語境，才能更恰當地認識其言；對照其行，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其意。
翻檢文獻，不難看到許多大臣（幾乎都是儒生背景）著書立說，以及上奏或封事，利用各種機會與方式，對於皇帝應該親近哪些人、不該親近哪些人發表意見、施加影響。其中，抽象闡述原則者少，多半是針對現實中的情況有感而發。所言是在規勸皇帝，更是企望由言而行，影響皇帝親信的任用，實際亦是在爭奪親信位置。
目前所見較早的是高祖時的陸賈。他在《新語·資質》中舉出前代若幹事例後，對知賢任賢與佞幸之間的關係發表了高論，將不知賢歸罪於“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導致人君獲“閉塞之譏”，結果是“忠賢之士棄於野”“佞臣之黨存於朝”“下不忠於君，……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下/114），將重用忠賢與佞幸看作勢不兩立，不可替代，且置於關乎天下存亡的高度。
賈誼則將王者官人區分為：師、友、大臣、左右、侍禦、廝役六種，概括了六者各自的特點，差別不在於職位高下與出身貴賤，而是對人君的態度與行為取向，如“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歡；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眥之間事君者，廝役也”。與不同的官人為伍，結局大不相同：“與師為國者帝，與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伯，與左右為國者強，與侍禦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1]，同樣將人君選擇親近與國家前途命運捆綁在一起。這些言論尚較樸素，沒有和陰陽五行災異說相結合。隨著儒生逐漸躋身朝廷高位，宣帝以後結合了災異論的新版言論開始登上輿論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