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就揚棄“無限追索傾向”而言:
作為一種在包括心靈哲學研究在內的西方哲學各分支學科研究之中都有所體現的基本傾向,“無限追索”不僅以上述機械“唯物主義”基本立場、“預成論”傾向、“平麵化”傾向和“形式化”傾向為學術基礎和理論前提,而且,在所有這些分支學科的研究過程中,它也同樣發揮著特別重要但卻往往不為人們注意的重要作用。簡言之,這種傾向就是絕大多數西方哲學研究者實際上所具有的、立足於現狀而竭力追索其終極性根源和相應的絕對真理的基本傾向[10]。概略說來,這種傾向主要表現為,在麵對其研究對象的時候,研究者所集中關注的,往往並不是以盡可能徹底的批判反思為基礎來嚴格限定被研究對象的實際存在狀態、基本內容、本質特征和具體表現形式及其來龍去脈,而是始終試圖不受任何限製地去追索所謂“隱藏”在被研究對象背後的終極性根源、依據,以便其能夠形成相應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絕對真理”。毋庸贅言,不論笛卡爾還是當代西方的許多心靈哲學家,實際上在其具體展開探討和研究的過程中,都表現出了這種基本傾向。在我看來,無論是所謂追尋各種心靈現象的“分子水平上”的依據、努力實現“在自然界之中確定心靈的位置”,還是上麵剛剛提到的所謂“意向內容的自然化”,顯然無不貫穿著這種傾向。而且,一般說來,由這種情形導致的結果往往是消極的,甚至是有害的。那麽,如何才能盡可能徹底地批判揚棄這種基本傾向呢?
在我看來,這種基本傾向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實質上是上述機械“唯物主義”基本立場、“預成論”傾向、“平麵化”傾向和“形式化”傾向的直接後果。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正是上述這些方麵為它的形成和發揮作用提供了基礎和前提、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也是因為,從本質上來看,所有這些方麵都和這種基本傾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點,那就是研究者出於對主觀性的恐懼而竭力追求絕對的可靠性的、完全主觀的一廂情願。實際上,正因為如此,包括心靈哲學家們在內的西方哲學研究者們,才會不顧及被研究對象的實際存在狀態、基本內容、本質特征和具體表現形式,要麽以自己主觀假定的定義或者標準來考察和裁定被研究對象究竟“應當”是如何,要麽僅僅立足於自己在某個領域的某種層次之上得出的有效結論而進行不受任何限製的直線性推理。因而不僅對這種研究結論的有效性限度視而不見抑或茫然無知,而且還會因此而進一步進行隨意跨越這種有效性限度的“非法還原”(illegal reduction)或者“非法推論”(illegal deduction),從而得出表麵上合乎邏輯、實質上卻毫無意義甚至非常荒謬的結論。所以,心靈哲學家若想實現其研究視角的上述根本性變革,就必須充分認識和徹底地批判揚棄這種基本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