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一詞，清末已經流行。那時人們用這個概念，關注的是教育普及與通俗化；今天的通行用法，則主要偏重於對一種健全的政治、社會與人生態度的認可。不過，當年章太炎曾寫過一篇《常識與教育》，其中講的一些道理，卻是到今天也還適用的。
文章開宗明義：“現在有許多人說：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識。我說這句話是最不錯！隻可惜他們並不曉得什麽是常識。”在章太炎看來，常識是一個“變量”。首先，各人有各人的事業，就有不同的常識。讀書人對書本知道得多些，其他就懂得很少，不及農工商。“本來士人原是閑民，閑民既然沒有事，有空兒去求知識，知識本來應該比農人工人商人富一點。但現在也不過一有一無，照這樣看來，就最下級的常識，也是無邊，難得理會許多，不是分明為職業所限麽？”
其次，還有一個空間或者國別問題。太炎有段話，專門攻擊“那一班講政治的人”，隻學了一點“法理學、政治學的空言”，卻不懂中國曆代政治的利弊得失；熟知“別國的曆史”，卻“不曉得本國的曆史”；地理、哲學，無不如此。講起理論頭頭是道——然而，“不曉得本國的曆史，就曉得別國的曆史”，可說是有常識的嗎？他據此下了個斷語：“這要本國人有本國人的常識，就是界限。”
章太炎此文有其特殊所指，主要針對當時“好講常識”的“新學小生”：他們自己並無多少常識，卻洋洋以導師自命，把人家都看作有待啟蒙的無知漢，其實不過多讀了幾本教科書而已。對這些話，後人不可膠柱鼓瑟，亦步亦趨，否則就有流於反智的危險；不過，他提出的一些思考向度，卻並不過期作廢。
常識二字，從字麵看，意味著確鑿無疑，但太炎提出的，恰是其流動遊移的麵相。它不是任何“定準”之物，藏於某處，隻待我們尋來；一經到手，為人處世，即可一通百通。相反，常識本身就是需要經過一番慎思明辨才能確立的答案，而且絕非一勞永逸，必須充分考量具體的時空與文化環境，一樁一樁地確定。故章太炎的文章實際上涉及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以為的“常識”，究竟對誰而言？誰有權指認和命名它？誰能說自己掌握了常識，或有資格指責別人常識不具？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常識並不像聽上去那般輕鬆。如同“真理”（今天有不少人開始對這個大詞有了警醒）一樣，它也常是一不小心就被“我執”利用，進行喬裝打扮的工具，騙人的同時，也往往欺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