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百篇，是中國風雅傳統的源頭。曆代的箋證解說，早已匯成一條著述的長河，而且一定還會有更多支脈不斷匯入，使其氣象更為壯闊。在這個浩瀚的傳統中，揚之水的《詩經別裁》隻是一條細流，卻未被湮沒，在13年中再版3次，可知受歡迎的程度。此書選錄《詩》48首，疏通字句，加以申說，在充分參考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全書征引文獻百餘種），加以個人的裁斷。體貼人情物理曲折入微，文字亦練達有致，足使兩千多年前先民質樸厚實的喜悅與悲哀，都曆曆活在21世紀的讀者目前。
曆來解《詩》，多著眼於“美刺”，意在考察政治的明暗、風俗的厚薄。新文化運動以來，又特別看它做“人民”的聲音，視為上古“民間文學”的集成。揚之水並不同意：“後世所說的文學，以及官僚、文人、民間，這些概念那時候都還沒有”，又怎麽從裏邊看出來？從內容看，包括最“民間”的《國風》中的大部，“情感意誌與精神境界，月旦人物與觀察生活的眼光”，都非“庶人與奴隸”所能有。那裏確寫到“勞動”和“勞動者”，然而這好比陶淵明的“種豆南山下”，誰也不能認作“勞動者”自己的歌。
這段話確乎有見。如果我們承認，曆史研究的目的在於盡可能搞清事物的“本來樣子”（這裏說的是“為不為”，不是“能不能”），則首先便要將後人附會的重重認知層層剝落，將它們各自還原到其所在的“曆史地層”中。這本是中國現代學術成立的重要基石之一。史學和文學從經學的強勢籠罩下解脫而出，獲得獨立地位，便頗得力於此一觀念。但不少學者在逃離“經學”的同時，又因用力過猛，掉入了對立的“價值陷阱”，在《詩》裏尋找“人民的歌聲”，便是其中一支。揚之水則說：“《詩》原是生長在一個從物質到精神都為宗法貴族體製所籠罩的社會。”這對於我們更為“曆史地”進入《詩經》世界，無疑是必要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