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國人向慕西學，開始還說是中體西用，但在學習過程中，不知不覺為西人所化，反身自省，便覺一無是處。中國沒有“史學”、“哲學”、“科學”，都有人說。更有人總結諸說，斷言中國之所以沒有這許多“學”，皆因缺乏“邏輯學”之故。此論一出，讚同者甚眾。於是，作為一種補救，不少人便養成了崇拜“邏輯”的習慣。金嶽霖回憶年輕時候有次聽張奚若和一個美國人辯論：“他們都說彼此不通，他們好像都提到邏輯。我也參加了爭論，但是，我可不知道邏輯是什麽，他們好像也不太清楚。”馮友蘭也說，在清末民初，嚴複翻譯的《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能讀的人並不很多”，但二書卻負有“盛名”。
“不知道邏輯是什麽”，卻拿它攻擊別人“不通”，一方麵彰顯了“邏輯”地位之高，另一方麵也提示出它在實際上已成為一個虛懸的象征。這在今天也還不少例證。我們常聽人說文科生“感性”、理科生“理性”一類的話。當然，不同學科的思維方式總有差異，長期受到某一學科訓練，勢必影響一個人的思考習慣，但這種差異似還未大到可以用“感性”和“理性”區分的地步。得到學界公認的學科，沒有哪個主要靠“感性”就能成立（即使最“感性”的“文學”，在學術界多數也是指“研究”而非“創作”，但創作也不能沒有“理性”的參與），更沒有哪個學科是“不理性”的。換言之，一般所謂“理性”是所有學科的共同要求，而非某些學科所獨擅的。反過來，理科是不是就不需要“感性”？恐怕也還是一個問題，至少，它要依賴於我們怎樣對“感性”一詞加以界定。經濟學家麥克洛斯基就坦率指出：“科學在其最核心處也需要人文主義（譬如文學方法）；同樣，人文學科也需要事實和邏輯。”而麥氏自己就率先揭示了看似最講邏輯的經濟學實際也大量使用“修辭”這一貌似隻有文學家才關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