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思想界對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全盤反傳統主義進行了不少反思，但似乎並不深入。為什麽全麵拋棄傳統是不對的？恐怕今天也還需要解釋。據我有限的閱讀來看，林毓生先生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大概是從學理上對此講得最為清晰的著作之一。
這本書有一條主線，即“自由”和“權威”的關係。我們通常認為，它們是相互排斥的：要自由，就必須打倒權威；要創造，就必須放棄傳統。但林先生根據經濟學家哈耶克和科學哲學家米歇爾·普蘭尼的理論指出，“一個穩定而不僵固的傳統架構”是自由和創造力必不可少的支撐。哈耶克提出，自由秩序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前提是人們“必須遵守普遍的、抽象的規則”。由於這些規則是抽象的，無法“加以形式的明確說明”，故其傳承主要是通過人們對“他所信服的權威人士的具體行為所展示的風格”的模仿，而不是通過對那些可以被條理化、形式化的“方法論”的掌握。
這個道理較一般人接受的信條更加曲折深細，為了將其解釋清楚，必須進一步援引普蘭尼的學說。普氏認為，“影響一個人研究與創造的最重要因素”是他自己也“不能明說的、從他的文化與教育背景中經由潛移默化而得”的那種“未可言明的知識”，其傳授隻能通過模仿，而無法加以“形式化”。這聽起來似乎有些玄，但其實中國人對此方法本來最熟悉不過。過去學書、作詩，都要先從臨摹做起：朝夕臨摹最合自己才性的大家作品，直到可以亂真，然後便可以拋開故徑，試著走出自己的道路了，這叫作“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臨摹是“法”，創造是“變”；未經“法”，不可言“變”，何況“大”？
權威之於創新的重要性如此。但我們卻習慣了批評中國傳統教育太重模仿，而今日國人更從小就懂得“張揚個性”的重要，可是，與此同時，我們也都在哀歎中國現在沒有“大師”——原因呢？大家異口同聲：因為我們的教育還不夠有“個性”，學生隻會“模仿”。誠然，誠然！作為現象，確是如此。但我們也應想一想，我們的孩子在“模仿”什麽？是那種具有真正創造力的大師所創作的經典和他們解決問題的實例，還是被簡單歸納為一些枯燥無味的“知識點”的教科書？進一步，他們有過真正的“模仿”嗎？抑或隻是“做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