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有清一代盛行結盟拜會，乾隆以後，社會變動加劇，許多人或因遠適他鄉，或因環境所迫，紛紛結會，以求自保。近人常提及的洪門，或天地會、三點會、哥老會等，是其中比較為人所熟知的團體。這些以異姓結拜為組織紐帶的會黨，或打家劫舍、擄人勒贖，或走私販毒、包娼包賭，或甚而祭旗起事，大舉進攻官署衙門。直至清末，他們一直是地方上的嚴重社會問題，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有關這些會黨的問題雖然一直深受學者的注意，但是早年由於受到材料的限製，無論是天地會或哥老會，不是被視為抗清團體，就是被看作革命組織，學者的研究重點因此都集中在個別會黨的反清、排外、革命等活動上。近年來由於檔案資料的陸續開放，會黨的研究得以進一步地開展，可是觀察這些年來的會黨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大多數的學者都將心力專注於溯源的工作上，試圖從比較組織名稱與組織結構入手，探討各會黨的發展源流，進而了解會黨的發展。史學家雖然經常以溯源的方式來探索重大的曆史事件，但是這種方法似乎並不適用於清代會黨的研究。這是因為，一方麵，會黨缺乏有係統的組織，也沒有一套信仰係統可供後人研究他們的發展過程，借以推定他們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麵，會黨的個別組織單位都各自獨立，不相統屬，從未發展成一個大一統的組織。在這種組織既弱，而地域性又強的情形下，如果仍一味在組織及會名上下功夫，探求各會黨的源流，其結果不啻是緣木求魚。更何況，即使我們能夠勾勒出會黨的源流，也不可能因此而確切掌握會黨發展的趨勢。誠如周錫瑞（Joseph W.Esherick）在其《義和團起事之源流》（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一書中所強調的，名稱相同並不等於實質相同，任何曆史事件的源頭也不具有解釋能力，唯有通過對當地社會結構與文化的了解，才能確實掌握一地社會運動的來龍去脈。[1]會黨的發展與義和團運動一樣，有其特定的社會生成環境，亦唯有通過對其生成環境的研究，我們才能比較了解清代會黨的發展。有鑒於此，本文即嚐試分析整個清代會黨，尤其是天地會、三點會與哥老會，在時間、空間上的分布，希望借著這項分析，能幫助我們了解清代各會黨彼此間在生成環境上的差異，以作為將來對個別會黨或特定區域做進一步個案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