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缺房民眾的住房問題也是納粹當局構建“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抓手之一。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人口向工廠周邊和城市大量集聚，形成了底層民眾的住房問題。在第二帝國和魏瑪共和國時期，政府都著手解決這一問題，但由於難度較大，所撥經費有限，難以有效地解決問題。納粹黨反對“住房問題是私人的事”理念，認為住房政策同樣也要服從納粹主義的要求，“讓每一位‘民族同誌’都擁有自己的住房，消除彼此之間的差別”。在納粹統治時期，當局試圖以自己獨特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在緩解城市現有住房困難方麵，政府加大了這方麵的投資。納粹統治時期，國家投資與私人投資的總額呈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1933年為8.75億馬克，1934年為13.50億馬克，1935年為15.70億馬克，1936年為19億馬克。在這中間，國家占了很大的份額，1933年政府共投資了7.233億馬克，1934年則投資了12.80億馬克。與此相對應，受國家直接影響而興建的房屋占了很大的比重。1919—1933年間，80.7%的住房是在公共機構的直接影響下興建的，而1933—1936年間，這一比例下降到隻有40.2%。與此同時，政府曾嚐試鼓勵企業主給自己的職工安置住房。1935年，德意誌勞動陣線試圖使雇主在農村建造住房，並逐漸把所有權轉移給勞工。該陣線的經濟建設機構曾經與住房合作機構達成協議，認同企業在周邊地區建造房屋並出售給企業職工，政府則提供一部分補助。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20%的資金無法落實。勞動陣線曾建議企業主暫時承擔這些費用，以後由勞工負責償還，但最後無果而終，計劃被擱置。此外，政府也鼓勵私人參與，為其建造住房提供各種優惠，包括由國家提供一定的貸款擔保，並降低住房建設稅。政府在1936年時對住房建設所征收的稅率為4.5%～5.0%，相比於共和國時期50%的標準下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