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間位置”、開放的空間、碎片化的地形，這些地理條件不僅對於德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方麵麵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其後果並不僅僅停留在物質的層麵上，而是對於人的心理、民族的心理同樣產生影響。
19世紀末，德國終於崛起，而德國的崛起引發的問題是雙重的。從德國向外看，強大起來後的德國自得於擺脫屈辱、擺脫困境、重獲大國地位的感覺，患上了民族自大狂的病症。第二帝國著眼於鞏固並加強其大國地位，所以很容易忽視周邊的弱小鄰邦的利益和感覺，使之產生恐懼。從外部看德國則更為清晰，這就是周邊的國家的不安全感促使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這個強大起來並極其危險的國家。一旦德國顯露出擴張和征服的意圖，這些國家便會聯手遏製德國的擴張，甚至肢解德國，以消除來自德國的威脅。所以一旦“德意誌的米歇爾”一覺醒來，體會到並欣賞著自己的大塊頭，品嚐著力量帶來的快感時，一個位於歐洲的中部的強權已經使得周圍的鄰居們惴惴不安。而這個“米歇爾”一旦擺脫了長期的屈辱和卑微感，便一個快速轉身變成了浮士德，轉而要求對歐洲和世界的統治權，周圍的鄰居必然結盟以抗擊可能的入侵。隨著第二帝國的建立，德國與歐洲的對抗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這個對抗方才宣告結束。
英國史學家泰勒（A.J.P.Taylor）認為，德意誌的地理條件使他們不能找到一條中庸的生活之路，所以他們慣於走極端；走極端的心態也與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地理條件不無關係：
從地理因素來看，處於中心地帶的人們，這些德意誌人，從未找到一種不偏不倚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在他們的思想上或是至少在他們的政治上，都是這樣。回顧他們的曆史，要想找到正義的環境和常識是徒勞的，而法國和英國正是借這兩種品質以區別於他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