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篇幅有限，我隻得省略後麵的討論。我希望說明的一點，就是一個國家國民的文藝技術始終在書卷之外得以發展。書籍不過是記錄的媒介而已。當我們再沒有其他途徑探本溯源時，才能求助於書籍。“話”（hanashi，說話、故事之意）這一日語在古代詞典中是沒有的，這似乎意味著古人講故事或說書的樣式與現在大有不同。直到兵革互興的時代，能言善辯的人們才活躍於世。諸如“咄”“噺”（hanashi，同“話”）等新字出現並流行的時代，可以說是講說技巧取得迅速發展的一個時代。當然，技術進步了，內容還是需要靠外部的自然供應，即人變得會講了，但卻又沒什麽可講了。於是就有了熱心的探索和有些勉強的變形，正如近代說唱藝人一樣。由“禦咄眾”講述的所謂“武邊咄”已經不時興了[1]，人們又開始改訂一些新穎的國外小說了。捏造、虛構，這些都反映出與之相應的社會需求。為了尋找拉家常的新的話題，人們到諸國各地收集各種起源傳說，這是一個多麽幸福無比的太平盛世。而從聽眾的角度看，這些故事傳說總比與自己的生活習慣無關的、明顯改訂舊版本的東西要好得多。和今天的讀者相比，過去的讀者更是獨立自主的，至少是“國民主義”的。幾百年間日本人每逢春節都要看蘇我氏的舞台劇，由此看來，每一位作者都是努力滿足這些讀者的要求的。
有些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和今天的東京一樣，過去在京都也有一種專門出售故事傳說的書店[2]。引發我興趣的，便是那些總管等人所具有的鑒定能力，以及挑選圖書向全國出貨的手腕。已有不少資料顯示，他們在那津、堺津[3]地進行貿易的時候，也不斷地進口國外文學。正是我們的國民，經過長期的努力，使之成為正正當當的國產文學的。我堅信大魚化作和尚吃飯的傳說最初為進口的外來故事，並一直都在尋找線索。《法苑珠林》等佛教典籍可能有所記載，但此書沒有索引，我至今沒能找到，隻得求助於像南方熊楠先生這樣記性極好的人了。不過，我還是發現了《太平廣記》一書中至少存在兩個例子，見如下。第一個例子見於同書卷四百六十九，引《廣古今五行記》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