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小山書店於1934年出版的柳田國男同名著作的中譯本，收錄了柳田從42歲至57歲的11篇文章及講稿。按出版時間排序，依次為《獨目小僧》（1917）、《橋姬》（1918）、《隱裏》（1918）、《放流王》（1920）、《年糕化作白鳥的故事》（1925）、《大多法師的腳印》（1927）、《獨目五郎考》（1927）、《鹿耳兒》（1927）、《熊穀彌揔左衛門的故事》（1929）、《魚王行乞談》（1930）以及《會說話的魚》（1932）。
按福田亞細男教授的意見，這15年正是柳田民俗學從崛起（1908—1918）邁向確立（1930年代）的過渡期。[1]這一期間，柳田忙於換工作、旅行、出國以及搬家，難免“其民俗學著作不太多”，甚至令人覺得“柳田從民俗學領域退出了一步”[2]。但同時，日本農村社會因經濟不景氣、關東大地震、米價跌落而麵臨著諸多困境與問題，柳田已經深刻意識到“這已不是學者可以基於純粹的學術興趣沉著應對的時代了”[3]，開始自覺背負了“經世濟民”的學術使命。借用折口信夫的話來說，這便是柳田“擺脫尷尬境地，終於成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民俗學家”[4]的過程。
折口信夫指出，有關“神”的問題是柳田早期民俗學的核心問題：“有關日本的神的研究，是先生從學術立場致力解決的第一個目的，而今天這一目的作為最明確的研究對象重新浮現在眼前”，“為了建立這樣一門學問，（先生）經曆長期痛苦的陣痛，偶然邂逅了民俗學”。[5]在本書收錄的眾多文稿中，柳田的心神的確凝集於此。對他而言，神始終是構成日本人精神鄉土的基礎事實，或者說是塑造日本國民性的傳統淵源，可以說，他談論神，其實在談論“被遺忘的、失去的日本（人）”。在此意義上，本書與一般所謂妖怪學著作應劃清界限。關於成為本書書名的“獨目小僧”，柳田的議論建立在“妖怪是淪落的神”這一假設之上，這一假設也受到了小鬆和彥、宮田登等妖怪研究領域權威的質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