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百官公卿俸料的一種補充形式——春季時服的賞賜，“春衣”最遲在東漢桓帝時已經出現。此後，曆經兩晉南北朝隋唐直至五代宋初，“春衣”的發放一以貫之。隨著時代的演進和發放範圍的擴大，“春衣”的內涵、發放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在唐五代宋初表現得尤為突出。
在募兵製時期，由於健兒（兵士）是以為國家戍邊謀取生資的職業兵，因而國家給予兵士的“春衣”“冬衣”賞賜更多地體現報酬性質。同樣，中央內外諸司的官奴婢、番戶、雜戶等，按技藝特長配隸於宮廷及九卿（監）之中，是官營農業、手工業及畜牧業的主要生產者。自然，他們得到的“春衣”“冬衣”給賜亦為報酬性質。天寶時代敦煌寺戶製度中也能找到類似痕跡[51]。
應當看到，募兵製下兵士的“春冬衣賜”是唐五代“春衣”發放的基礎。安史亂後，由於西北諸軍衰落和藩鎮勢力壯大，以及南衙十六衛和北門禁軍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李唐王朝“春冬衣賜”的範圍逐步擴大，除兵士外，對統軍將領、隨軍官吏、藩鎮長官及幕府要員等也給賜“春衣”，作為撫慰和褒獎，還在清明、寒食及端午佳節對朝中重臣和武職軍將賞賜衣物，並計入俸料當中。五代後唐和北宋沿襲前朝並固定為製度，“春衣”遂成為文武百官俸料錢的重要內容。
從敦煌文書中可見，歸義軍政權對使府衙內的押衙、員外及門僧等人員也有“春衣”的給賜，不過數量很小；而在民間雇工契中“春衣”大量出現，表明“春衣”已流行於當地民間。
這樣看來，唐五代“春衣”的發放，大致有報酬型、賞賜型、俸料型和實用型四種形式。綜合四種類型的主要特征，對“春衣”的內涵和唐五代“春衣”發放的演變過程可得出如下明確認識，即“春衣”首先是國家對募兵製下官兵（健兒）及中央內外諸司的官奴婢、番戶、雜戶等供給的春季衣裝，作為他們執勤服役的報酬；其次，“春衣”也用於賞賜統軍在外的將領、撫綏地方藩鎮及身居要職的朝臣；再次，“春衣”作為官員俸料錢的重要內容，始於中唐的南衙十六衛和北門禁軍，以後擴及諸道節度使及文武百官，在晚唐五代宋初這種擴大之勢十分明顯；最後，“春衣”大量出現於敦煌雇工契中，已成為當地民眾日常穿著的一種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