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過羽34《群牧見行籍》的梳理，可以看出歸義軍官府對駝、馬、牛、羊的管理非常重視，說明官營畜牧業在歸義軍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事實上，歸義軍對群牧（馬、牛、驢、駝、羊）的管理，並不僅限於通過“算會”之製而對“見在”“見行”牲畜的數量統計，甚至群牧牲畜的死亡及皮肉處理，歸義軍官府都有具體的規定。這在有關馬、牛、駝、羊的牒狀及判憑中有明確反映。S.2474《庚辰年（980）駝官張憨兒群騍駝破籍並判憑》[49]載：
3 弘定，未蒙判憑，伏請 處分。
4
庚辰年八月日駝官張憨兒。
2 判憑，伏請
處分。
3
乙未年十二月日知馬官陰章兒。
有關羊隻死亡後羊皮的處理，P.2985v《己卯年（979）牧羊人王阿朵狀及判憑》[56]載：
1 牧羊人王阿朵
3 死壹口，皮付白押衙，未蒙判憑，伏請處分。
4
己卯年四月十五日牧羊人 王阿朵。
5 為憑，十五日（印）
我們看到，王阿朵上狀及使主的判憑都在四月十五日，體現出曹氏歸義軍（曹延祿）在財務鉤稽與審核中較高的辦公效率。三天後，王阿朵再次上狀，“伏以今月十八日納自死古母羊壹口，皮付白祐慶，伏請處分”[57]。顯然，前次狀文提到的“白押衙”，就是本狀中掌管羊皮的白祐慶。比照S.6998C《押衙知羊司田某狀及判憑》[58]的某些細節，可知白祐慶以押衙之職兼知羊司事務，是曹氏歸義軍管理牧羊業的官員。
以上有關駱駝、馬匹、羊隻的牒狀及判文，不約而同地傳輸出這樣的信息：曹氏歸義軍時期，“群上”“槽上”牲畜如有死亡，那麽飼養者或領養者應將皮肉剝離帶回，交付“內庫”或有關官員（如張弘定），作為核實、檢驗牲畜死亡的憑據。這種“皮付內庫”的規定並非歸義軍首創，溯其源流其實由來已久，至少在阿斯塔那九區6號墓所出《唐總章二年（669）至鹹亨元年（670）西州長行坊死馬價及皮價帳》[59]中有類似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