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立法活動的形式之一，格的起源最早可溯於戰國時代的“王命入律”，其原形為晉之故事及漢魏之科。唐格則以東魏《麟趾格》為藍本，後經北齊格、隋格發展而來[6]。唐格的取材主要來源於帝王製敕。史載：“蓋編錄當時製敕，永為法則，以為故事。”[7]也就是說，格是在選編、修撰帝王製敕的基礎上形成的。如貞觀格就是“刪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而為七百條”[8]，去其重複，加以整理和潤飾而成。不過，有時臣僚有關律令的奏議，經過皇帝的準許也能形成格文。《舊唐書·刑法誌》載：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製誥紇幹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格。”從之。[9]
這裏“定格”即刑部格條。雖然它是由知製誥紇幹泉奏請編定的，但中間還是經過了武宗“敕旨”的準許，故仍可歸入製敕之類，同樣說明帝王製敕是唐格編纂的前提和基礎。
唐格所要達到的預期目的是“永為法則”，即成為官民百姓共同遵循的法規和準則。但隨著政治形勢、階級矛盾和社會秩序的變化，原來編定的“格”往往不能適應時局的變化。因此，從維護政治和社會秩序的考慮出發，需要編纂新格以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終唐一代，“格”類法典的編纂相當頻繁。據不完全統計，唐代共修格十五次，編纂成文法典十九部[10]。由此可見，格的調整在唐代的立法活動中占有不同尋常的地位。
格的纂修方式，一般來說與律、令、式的修訂相同。通常由皇帝指派某一位官員為首，並組織其他官員組成專門的立法修撰班子，然後具體從事“格”類法典的修訂和編纂活動。有唐一代，主持或參與“格”類法典編修的主要有三公、三省（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長官或次官，刑部、大理寺長官或次官，尚書六部及九卿長官和次官，靠近京畿的地方官中熟悉法律的參軍、縣尉，此外還有皇帝和中書門下專門指定的“刪定官”，由他們共同來修訂和編纂格典。唐後期以後，由於政治形勢的動**，法典的主旨由於要凸顯刑獄特色，因而“格”的編修主要由刑部和大理寺官員完成。成於文宗太和七年（833）的《新編格後敕》和武宗開成四年（839）的《開成詳定格》就是至為明顯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