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通過吐魯番出土文書《唐人日課習字卷》和敦煌所出《雜字一本》的專題考察，使我們對唐代州縣的官學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一般認為，在科舉製度的推動下，唐朝通過州縣學生升補中央學校和科舉取士的方法，理順了地方教育與中央教育的關係，使地方教育製度成為國家教育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205]。這當然是十分準確的。但要看到，唐代的州縣官學在踐行《學令》《祠令》《假寧令》等規定的教育活動中，還表現出一定的區域差異性。如《日課》中所見，西州官學在執行《唐令》的“假”時還往往通過“放”的形式向後延伸一兩天。又如西州學生的“當值”聽差和“迎縣明府”，表明這些學生與當地的州縣官府互有往來，乃至參與地方官府主持的有關活動。相較而言，《雜字一本》反映的沙州官學呈現出相對獨立的教育內容，此時的沙州已完全由節度使張承奉掌控，因而在童蒙識字教育的文本上滲透了敦煌曆史、地理、文化、軍政、民族、外交、社會等方方麵麵的內容，《雜字一本》因此也深深地打上了“沙州歸義軍”烙印。這是將歸義軍的特色資源融入童蒙識字教育的教材中，從而激發學童對於敦煌鄉土文化的特別熱情。無疑，這些內容的勾勒和描述，必將改變學者對於唐代州縣官學的普遍印象，進一步豐富唐代官學教育的內容。
[1] 參見宋大川：《教育》，見胡戟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193～2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 李正宇：《唐宋時代的敦煌學校》，載《敦煌研究》，1986（1），39～47頁；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載《漢學研究》，1986，4（2），231～270頁；周穀平：《敦煌出土文書與唐代教育的研究》，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5（3），59～62轉22頁；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學——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載《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4（1），62～68頁；《唐代西州的私學與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載《西域研究》，2005（1），1～10頁；蘇哲儀：《試論唐代敦煌地區的學校教育》，載《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2012，4（3），155～187頁；《試論唐代敦煌教育機構及其文化意義》，載《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2012，4（4），81～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