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的具注曆日，通常包括曆序和曆日兩部分內容。曆序是曆日性質、功能、神煞及擇吉避凶的概括性描述。S.95《後周顯德三年丙辰歲（956）具注曆日》：“夫曆日者，是陰陽之綱紀，造化之根原。二儀交泰，即有易變之殊；八節推遷，四時更改。審觀七十二候，廿四氣，顯示一年日晨，知月朔之大小，昏曉無虧，定晝夜之矩（短）長。紫、白二方，修造免衝凶地。凡三五十四晨，足下檢吉定凶。公私最要，無過於曆日也。金烏運轉，玉兔巡行，如（而）成其歲。凡人年內造作，舉動百事，先須看太歲及已下諸神將並魁罡，犯之凶，避之吉。”[49]理論上來說，曆日的核心是對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的確定，並力求與天道、自然與時令保持一致，可謂是曆法學中對於時日至上至美的追求。但在社會實踐和應用層麵，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曆日提供的都是社會生活中“檢定吉凶”和選擇宜忌的諸多指南。當然，對於農業社會而言，曆日界定的時令秩序對於農業生產的指導不乏積極意義。P.2765《唐太和八年甲寅歲（834）具注曆日》：“夫為曆者，自故常規，諸州班（頒）下行用，尅定四時，並有八節。若論種蒔，約□行用，修造亦然。恐犯神祇，一一審自祥察，看五姓行下。沙州水總一流，不同山川，惟須各各相勸，早農即得善熟，不怕霜冷，免有失所，即得豐熟，百姓安寧。”[50]顯而易見，這是吐蕃時期敦煌自編的本土曆日，雖然從“尅定四時，並有八節”的術語來看略顯粗糙，但由於是本土造曆，結合了沙州山川、河水和氣候的實際情況，因而更能起到指導農業生產的作用。不違農時，從而保證五穀俱熟，百姓豐衣足食[51]。
就曆日的擇吉而言，首先表現在七曜直日、十二時、建除十二客以及朔、望、晦、魁、罡等規範的時日宜忌上。這在S.95、S.612、S.681、S.1473、S.2404、P.2623、P.3403等《具注曆日》所見“曆序”中有明確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