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生於大阪，是豐前中津藩“回米方”(譯者：江戶時代各藩負責糧食周轉的小官員)百助的小兒子。百助不僅擅長於財務，而且對經學詩文具有豐富的素養。然而由於身份低微，致使才能不得發揮，終生抱恨，於諭吉3歲時去世。諭吉從母親那裏知道了父親的經曆，同時在中津藩又親身體驗了下級武士生活的淒慘狀況，因此，在他幼小的腦海裏，早就種下了對封建等級製的深刻仇恨。1854年(安政元年)，他到長崎學蘭學，次年赴大阪進了緒方洪庵之門。1858年(安政五年)10月，奉藩命上京，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宅地內開設了學塾(今日的慶應義塾的起源)。他1860年(萬延元年)1月隨從幕府軍艦奉行木村攝津守渡美，後來1861年(文久元年)和1867年(慶應三年)又再次渡航。通過前後共三次到海外遊曆，他獲得了不少對歐洲各國和美利堅合眾國的寶貴體驗。使諭吉名高一世的著作《西洋事情》(1866—1869)便是其體驗的結晶。
其間，他被雇用為幕府的翻譯官。為此，在幕末內外形勢的激烈變化中，諭吉被置於極其複雜的政治關係裏。盡管他感知到幕藩體製的曆史命運已走至盡頭．但現實中，他卻對掌握了反幕主導權的薩長勢力抱有強烈的憎惡和蔑視。他最擔心外國勢力以內亂為借口而介入，為打開此局麵，他曾經提議過建立大名聯邦，後又構想過設立“大君的君主政治”，即德川將軍主導的絕對主義政權。然而不久，政治的抉擇卻發展為尊攘派與倒幕派的決戰。於是，他拒絕了這種“兩派擇一”的選擇，采取了非政治的冷靜觀察態度。但另一方麵，他一刻也沒有中斷他的洋學研究和教育。隨著維新後所謂文明開化時代的到來，諭吉作為啟蒙思
想家開始了他絢爛多彩的活動。
他以《勸學篇》對封建的學問和道德作了大膽的挑戰。此著的連續發行(1872—1876)招致了守舊派的憤怒和攻擊，但這並沒能壓倒此著的巨大影響力，其傳播量包括偽版在內達300萬冊以上。《文明論概略》(1875)引起的反響亦不亞於此。同時，他與神田孝平、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等當時第一流的洋學者一起組織了“明六社”，1878年(明治十一年)，他被選為東京第一屆府會議員，1879年被推選為東京學士會院第一代會長，並在交詢社的設立上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其社會活動可謂豐富多彩。然而對於來自維新政府的多次招聘，諭吉一概拒絕，堅持不走官途。不僅如此，還進而批判學者的官僚化。這種態度既是他對“官尊民卑”社會風潮的抵抗，也是他堅持“幕臣”節操的所謂“瘦我慢”(強忍)精神的體現。不過，他對維新政府那種“意外”的開明態度表示了好感，在率先倡導民權論的同時，積極地鼓勵絕對主義政府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路線。1880年他少有地接受了伊藤博文、井上馨、大隈重信的請求，同意協助辦政府機關報，這也是出於上述對維新政府開明態度的支持。但這個計劃因“明治十四年政變”中伊藤與井上的相互“背叛”而告吹。次年，諭吉的宿願反而結晶為《時事新報》之創刊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