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是明治的思想家，也是今日的思想家。不少人從明治的時代特殊性來理解福澤，把他僅作為曆史的過去來看待，但往往因此隻看到福澤作為啟蒙的個人主義的側麵，並認為他的個人主義盡管曾經是偉大的，但已完成其曆史作用。也有不少人主要把福澤作為今日的思想家來看待，而往往隻看到他國家主義者、國權主義者的麵目，從而把他列入為數眾多的日本主義者的範圍，並強調福澤精神的現代性。然而，不管哪一種理解方法，都是把福澤的“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割裂開來，把其中的一個側麵固定在曆史的基礎上，而把其中的另一側麵與曆史的基礎割開，描寫為可自在浮動之物。
然而，福澤既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者，也不是單純的國家主義者。而且亦非一麵是個人主義，另一麵是國家主義的兩麵持有者。應該說，他正因為是地道的個人主義者，所以才是國家主義者。
福澤諭吉作為一個個人在日本思想史上出現，其意義正在於他把國家與個人的內在自由嫁接起來。不需贅言，國家觀念乃至統一國家的意識，作為思想在福澤以前早已存在。然而，重要的是，直到福澤舉起獨立自尊大旗之時為止，國家秩序這個東西對於國民來說，僅僅足’種社會環境。當然，國民對於先祖以來世世代代居住的環境有一種本能的習慣性的熱愛之情，但環境作為一種環境，對於個人來講到底不過是外在之物。環境的變化對於個人來說，隻是自己周圍的變化，而不是自己本身的變化。隻要國民的大多數僅僅是被作為政治統製的客體來順從被賦予的秩序，那麽，國家的秩序對於國民來講，決不會具有超出於“外在環境”的意義。對於人民自己的生活來說，所謂政治也隻能被理解成自己以外的東西。但是，如果每一個國民都不把國家看作與自己親近的存在，都不意識到國家的動向與自己的命運相連，那麽，這樣的國家又怎麽能在嚴峻的國際舞台中保持牢固的獨立性呢?顯然，要使日本作為近代國家正常發展，必須對那隻知道單純地被動地服從政治秩序的國民大眾進行啟發，使之覺悟到自己作為國家構成者的主體的能動的地位，從而把國家、政治等事，由“外在環境”引到個人的內在意識中。這個重大任務必須由具有指導能力的思想家來推進。福澤就是以驚人的旺盛鬥誌承擔起這空前課題的首位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