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在我國談“啟蒙”，幾乎就是談“福澤”，這樣說並不過分。維新前後，福澤接連小斷地寫出《四洋事情》、《世界國盡》、《西洋案內旅》、《勸學篇》等著作，以此在急速發展的新時代占了精神指導者的地位，至今已有80年了。一直以來，人們回顧福澤的精神時，總是將之與啟蒙要求聯係在一起考慮。大西祝曾在《國民之友》第362號裏大聲疾呼道：“—時勃然興起的啟蒙思潮，其使命還未達成一半，便轉為回顧曆史，以破壞曆史的連續性為最恐怖之事，把拘泥於曆史誤認為是對國家的忠誠。而這種錯誤想法，近來又如此地使我教育界陷入固陋頑迷的偏狹弊病中。……從這個意義上看，我輩不得不為維新後的啟蒙思潮在今日沒能以革命精神繼續猛進而感到悲哀。直到今天為止，福澤翁依然保持著啟蒙思潮的精神，尤其最近更是昂揚其精神。我輩對福翁不能不寄予同情。現實是如此地拘泥於曆史的斷絕與連續問題，以至嚴重地失去了革新進取的氣象!曾在文學、哲學、宗教、道德、義理、人情等方麵舉起的、使曆史斷絕的旗幟變得如此衰退!”這是在明治三十年，福澤快要結束他光輝的生涯時，大西祝所寫的。再往後看，大正初年時，田中王堂曾警告說：“我同胞仍未充分理解啟蒙運動的意義。……隻要我同胞還未領會啟蒙運動的意義，未接受其洗禮，那麽，無論他們幹什麽，都不可能成為完全文明的國民。”他在他的著作《福澤諭吉》第一章中，提出了“回到福澤那裏去”的口號。今日經過慘痛的戰敗，日本維新以來走過的“近代化”路程的扭曲狀態，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人們痛感到必須從頭開始學習近代的自由思想。過去，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曾一度被加上壞名聲，但今天，福澤諭吉似乎又作為這種主義的代表被重新喚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