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指出：在福澤的時務論中，始終貫穿著“價值判斷相對化”的柔軟性和“主體獨立”的原則性。筆者在指出這雙重性格的過程中，闡述了有關近代哲學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譯者)
前言
本稿實際上是前稿《福澤的“實學”的轉回》的續編。前稿是福澤諭吉哲學研究的序論，本稿則是其中心部分。因此希望讀者能把本稿與前稿結合起來閱讀。我是在什麽意義上把福澤的思想作為哲學問題提出來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已在前稿的引言中敘述過。但為了便於本稿的理解，在此還要先作幾點必要的說明。
第一，本稿的意圖是通過考察福澤在各個領域的言論和著作，找出其潛在於深層的、‘始終一貫的思維方法和價值意識，從而闡明這些思維方法和價值意識對福澤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具體問題上的態度和評價取向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為此目的，筆者與其注意福澤表現出來的言論本身，毋寧更重視潛藏於福澤言論字裏行間的邏輯。福澤是很少用抽象的形式表明他的方法論和隊識論的，對這樣的思想家，我們不能僅看他那有意識的主張，必須踏入他那無意識的世界，把在深層支配他的言論的價值結構明確地勾畫出來。為此，筆者采取了把他的論著分解開來、又重新再構成的方法。至於這種方法會不會導致教條的結果，這由讀者來評判。如果本稿能夠把福澤一生中最奔放多彩的時事評論的思想“軌跡”勾畫出來，可以說筆者的目的就達到了。
第二，本稿主要是把貫穿福澤一生的思維方法作為研究對象，而關於其思想的時代性變遷問題不作專門論述。當然，福澤的思想立場是隨著時代而發展和變貌，而且其思想變貌有時並不由他的基本思維所支配，但有時的確是因他的基本思維而發生的。本稿著重研究其後者，故在此暫且把前者置於視野之外。有一種頗具影響的見解認為，福澤到了後期，改變了初期的立場，走向了反動。這種見解究竟在什麽限度內是正確的呢?這個問題本身是相當有意義的。然而，如果在此直接將之提出來討論，會使論點過多，因此還是留待他日再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