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時人的一般印象中，義和團運動與旗人之間也存在著緊密的關聯。首先義和團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大多為旗人親貴。李希聖《庚子國變記》載：“太後意既決，載漪、載勳、載濂、載瀾、剛毅、崇綺、徐桐、啟秀、趙舒翹、徐承煜又力讚之，遂下詔褒拳匪為義民。”[207]親曆五月二十一日朝議的袁昶在日記中寫道：“諸王貝勒，及崇綺等二十餘人，痛哭合詞麵奏，雲非戰不可，皆主張端邸之說。”[208]從未參與過朝議的高枏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榮、慶、端、瀾意見尚不相合。貝子貝勒皆大哭，非哭燒殺之起於京城，乃哭昨日上諭之將拿團也。”[209]柴萼之《庚辛紀事》論端王載漪：“拳匪起，倡率諸王貝勒，輕舉妄言，致肇戰釁。”[210]葉昌熾則在日記中表示，徐桐、剛毅、崇綺主持於內，裕祿、毓賢主持於外，“內外同心”肇禍於國。[211]《拳事雜記》節錄某山東京官之書信曰：“京師義和團匪，不獨滿人奉若神明，即漢人中如徐中堂桐、趙尚書舒翹，亦不能抗疏力爭，而徐趙數人，且迎合權要之意，力保團民之足恃。”[212]在該山東京官眼中，徐桐、趙舒翹的罪責在於“不能抗疏力爭”，“且迎合權要之意”；而滿人對於義和團則是“奉若神明”。另有“北京來函”亦雲：“一月以來，京師胡同城闉，竟遍貼該匪百十字之咒，勸人行道，滿人崇信頗篤。”[213]《拳亂紀聞》中甚至還有如此記載：“凡屬滿人，不分大小老少，均係義和團中之人，其腰間均束有紅帶以作伊黨記號。”[214]此則材料節錄於報刊，以“北京訪事來電”為起首，流布於眾，自然會進一步加強時人有關滿人與義和團之間存在緊密關係的印象。可以說，在世人眼中，庚子之禍，雖起於義和團，但肇禍者實乃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