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的民間通信，很晚才出現比較固定的專門機構。關於民信局的產生時間，一般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在明永樂年間[121]，一種則認為是在清嘉道年間[122]。民信局發展的鼎盛時期則是在步入近代後的同光時期，據《清稗類鈔》記載，從同治年間開始，全國已達到“大而都會，小而鎮市”，“東西南北，無不設立”的程度[123]；而根據《中國郵驛史料》所載，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全國大小信局有數千家”[124]。具體到北京，據《北京郵史》所載：“在北京，自鴉片戰爭後，陸續開設了全泰盛、森昌盛、立成、三義成、正大、三盛、三順昌、福和等十幾家民信局。其中全泰盛、森昌盛專寄三江、兩湖、雲貴、四川的信。立成、三義成專寄天津、保定的信。正大、三盛、三順昌、福和等專寄奉天、吉林、黑龍江的信。這些民信局多設在商業繁盛的前門外打磨廠一帶。”[125]
同治四年（1865年），海關總稅務司署移設北京；次年，總理衙門把遞送各國使領館文件工作交總稅務司赫德辦理，這便成為海關兼辦郵政的開始。[126]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設置的海關郵局公布了郵件封發時刻表，“當時從北京寄往天津、上海的郵件，每星期封發一次”。光緒四年（1878年），北京郵政正式試辦。[127]據黃福才《試論近代海關郵政與民信局的關係》記載，同光之交，“海關郵政與民信局尚未發生利益衝突，兩者處於各行其事的狀況”[128]。而據《北京郵史》記載，“北京的海關郵局正式試辦後，在很長時間內，除洋人前往投遞郵件外，中國的老百姓對它似乎不屑一顧。對此，連德璀琳也承認：‘由於沒有收寄中國人郵件的有效辦法’，北京海關郵局的經濟虧損日見增多。”[129]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以海關試辦的郵政機構為基礎，大清郵政官局正式成立。自此郵政官局采用多種方法控製、排擠民信局，特別是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頒布《大清郵政民局章程》，對民信局進行重新登記，並就掛號領據、民間信函等方麵作出多項規定。此外又加強對水上郵政、火車郵政、陸上郵政的控製，“除中國郵政局交來信件之外，其餘無論何人及何信局交來往來中國各碼頭之華洋文信件，招商局一概不得接帶”。郵政官局的諸種限製政策“切斷了通商口岸與內地民信局的聯係，迫使商民依靠郵政官局”[130]。不過，由於郵政官局打擊民信局的這些政策大都是在光緒二十二年之後才紛紛出台，尤其是《大清郵政民局章程》至光緒二十五年才頒布。政策的推廣實施存在一個過程[131]，這使得庚子年間的南北民間通信仍然是民信局與郵政並行，而且由於民間長期依靠民信局通信，而這樣的通信習慣也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所以庚子國變前後的民間通信應該仍以民信局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