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況下，庚子年前後的中國在通信方麵有這些渠道：電報、驛站、郵政、民信局以及私人傳遞。這些通信渠道既有公私之分，也有傳統近代之別，這是一個通信處於由傳統向近代過渡的時期。傳統時代的通信，官府主要依靠驛傳體係，民間則主要依靠民信局。但隨著電報、輪船、鐵路的次第興起，驛傳體係逐漸被取代，正如鄭觀應所言：“蓋電報設而驛差輕其半，輪船通而驛差輕其七八，若鐵路之幹枝漸次告成，而驛傳勢難再留。”[63]至庚子年時，官府間的公文往遞仍是電傳、驛傳並舉。劉文鵬在《清代驛傳體係的近代轉型》一文中稱，電報被使用後，“驛傳體係傳遞緊要文報的功能逐漸被電報所取代”。[64]
事實上，原本對設置電報頗為抵觸的清政府，正是在處理對外交涉等緊急事件的過程中，“深感消息阻隔帶來的不便”，而對架設電報網開一麵。光緒初年，中俄交涉伊犁問題，赴俄改訂條約的曾紀澤，曾表示清廷“許臣由電徑達總理衙門代奏請旨，已屬破格施恩”。[65]初步感受到電報之便的清政府，於光緒六年（1880年）批準李鴻章架設津滬線的請求。該電報線路於光緒七年（1881年）初從上海、天津兩端同時開工，至年底便全線竣工。津滬線是沿運河而建，在紫竹林、大沽口、濟寧、清江浦、鎮江、蘇州、上海七處設立了電報分局。在緊隨而來的中法戰爭中，電報通信起到了重要作用。為了保障中法戰爭的通信需求，清政府專門架設了廣州至龍州線；同時，津滬線也由天津延伸到通州，並最終與北京相連。[66]
由於中法戰爭的推動，清政府大大加快了電報通信網絡的建設。光緒九年（1883年）由左宗棠主持修建的長江線，從鎮江經南京到漢口，是橫貫中國中部的東西大幹線，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又將從漢口經瀘州到成都的電線向南延伸，架設了川滇線。天津與奉天之間的電線也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架設完成，光緒十五年（1889年）電報線又由保定經太原、西安架設到蘭州嘉峪關。與此同時，天津至保定線、濟寧至開封線等內地各大城市間的電報線路也逐漸鋪設開來。[67]至庚子國變前夕，北京對外聯係的電報線共有三條，一條由北京經通州到天津，再由津滬線接通上海，稱為“東線”；一條由北京通往保定，再經太原接至西安，稱為“西線”；還有一條由北京經張家口通往庫倫，再接至中俄邊境的恰克圖，稱為“京恰線”。[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