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救濟善會在辛醜年初的救援行動，更多的是陸樹藩在兌現此前對於李鴻章與京津保等處“待濟之人”的承諾。與救濟善會相比，東南濟急善會的救援行動結束得更早。東南濟急善會京局的主要主持者楊文駿，同陸樹藩一起由京城護送一批被難官商到達天津後，並沒有再次返回京城，而是同先期抵達天津的楊崇伊一起乘輪南下至滬。[64]盛宣懷在十月二十六日致“北京賢良寺濟急會”的電報中表示，楊文駿已到上海，“商明會事，以款完止”[65]。楊文駿在致李鴻章的電報中，也表示“抵滬與杏商會，盡款完止”，並言，“三楊編傳登報辱罵，尤寒心”。[66]庚子年間時在京城的廣西官員趙炳麟曾言：“北京救濟局事，推楊文駿、楊崇伊辦理。二楊皆為李鴻章幕客，故推之。侵蝕局款，陵虐士民，崇伊尤貪橫，嚐在天津蝕船戶船銀，船戶辯之，崇伊足踢船戶，罵曰，‘賤奴敢多言？’日本大佐嚴崎護送官民出京，見之歎曰：‘中國至是，楊先生官體猶若此！怪哉！’崇伊蝕款逾十萬。官民眷小出京者，無船渡，徘徊海邊，餐風露宿，見者慘然。”[67]高枏也曾在日記中敘及楊文駿、楊崇伊“為救濟船事”，“各賺萬餘金，各有被騙”，以致在京官中“大起嫌言”。[68]楊文駿等究竟有無貪占救濟款項，已不可考，而這樣的猜疑和傳言，毫無疑問正是推動東南濟急善會迅速中止救援活動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東南濟急善會較早結束救援行動的另一個原因，或者說更為主要的原因是，東南濟急善會的主要主持者，在庚子年十月後便不得不將主要精力轉向陝西賑災。清廷為此專門發布上諭，要求盛宣懷、嚴信厚、施則敬、嚴作霖等投入到陝西賑災中。[69]隨後，陝西巡撫岑春煊分別致電盛宣懷和嚴作霖加以催促，軍機大臣王文韶亦致電嚴作霖進行催促，行在軍機處電令盛宣懷催促嚴作霖趕緊動身，陝西行在的一些京官也不斷致電上海催促。[70]《申報》於九月三十日刊登清廷九月十四日上諭[71]，十月二日刊登嚴作霖的《秦賑募捐啟》。嚴作霖在該啟中表示：“辦賑以籌款為第一義，作霖行期約在十月中，至少須攜十萬金以往。”[72]在盛宣懷等人的籌措下，共湊“現銀十三萬二千兩”，“內計輪電局二萬，施則敬一萬二千，嚴作霖、嚴信厚各籌墊一萬，聶護撫交嚴作霖一萬，宣懷向聶護撫借一萬，向滬關借五萬，餘藩司聯沅捐助一萬”。[73]為方便籌款，朝廷給予陝賑募捐極優厚的獎勵措施，以至於陸樹藩在致湖南學政的信中表示：“東南各省籌款本非易易，現又開辦陝賑，按三成報捐實官，經盛杏蓀宗卿、施子英觀察承辦，則敝會籌款更覺為難。”[74]陝賑以排山倒海之勢壓向東南濟急善會的幾位重要主持者，不可能不使他們的賑濟重心轉向陝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