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絲業”作為第一個關鍵詞，是因為救濟善會的創辦者，或者說是庚子年整個救援行動最初的推動者陸樹藩，其家族產業以絲業為主。陸樹藩之父陸心源“在滬開辦了繅絲廠，同時辦有錢莊”。虞雲國因此評論：“湖州本來就盛產蠶絲，以絲廠的盈利來作為錢莊的有力後盾，再以錢莊的遊資投入絲廠，作為再生產的流動資金，應該說，陸心源是頗有經營頭腦的。”[1]其實，這不僅僅是因為陸心源“頗有經營頭腦”，更重要的是因為絲業是整個19世紀中後期江浙地區，尤其是浙江湖州地區最為煊赫的行業。湖州尤其是南潯，因業絲而成巨富者比比皆是。南潯所謂“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之諺，即是以擁資多寡而排列座次：“百萬以上者稱象，五十萬以上者稱牛，三十萬以上者稱狗。”[2]其中“四象”中的“劉家擁資達2000萬元，張家也達1200萬”，照此估算，這一絲商群體的資產總額接近六千萬，相當於光緒二十年全國產業資本的總額。[3]江浙絲商群體在19世紀下半葉聚斂起如此龐大的財富，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但是學界對於這一現象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4]江浙絲商群體之所以能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暴富，與上海開埠有著直接關係。上海開埠前，中國的生絲出口隻能通過廣州十三行，年出口值“僅及茶葉出口值的四分之一強”。上海開埠後，中國生絲出口中心迅速轉移至上海。道光二十五年，上海、廣州共出口生絲約一萬餘擔，其中上海約占一半；到鹹豐三年，驟增至五萬多擔，其中上海占93%。[5]在整個19世紀，茶葉和蠶絲占了“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部分”，同治六年這兩項占出口總值的九成，光緒二十年仍占五成以上。[6]英國駐上海領事哲美森在光緒十八年的《貿易和商業報告》中甚至表示：“在中國向外貿開放後的許多年來，對外國出口的商品幾乎隻有絲茶兩種。”其中，茶葉長期占據第一位，蠶絲占據第二位。同治九年，茶葉占中國出口總值的49%，蠶絲占39%；光緒元年，茶葉占53%，蠶絲占36%。[7]光緒十三年，蠶絲取代茶葉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物，到光緒二十四年，蠶絲的出口值約為茶葉出口值的2倍。[8]再據英國領事的貿易報告，光緒十六年茶葉占中國出口總值的30.3%，蠶絲占34.9%；光緒十八年，茶葉占25%，蠶絲占37.5%。[9]雖然茶葉長期占據中國出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卻一直是蠶絲占據首位。道光三十年（1850年），蠶絲占上海出口貨物的比重為52%，茶葉為46%；鹹豐十年（1860年），蠶絲為66%，茶葉為28%。[10]英國駐上海領事達文波在光緒四年的《上海貿易報告》中表示，該年“出口商品總值28303976兩，其中1800萬兩為蠶絲，800萬兩為茶葉”。次年，副領事阿連璧在《上海貿易報告》中直接指出：“蠶絲在中國的出口商品目錄上列於第二位，而在上海的出口商品目錄上則列於首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