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顧名思義，相對於外官而言，指官於京師者，既包括科舉“正途”出身的翰詹科道及各部院司堂官，也包括捐納出身“分發各部院的小京官”。[33]無論何種出身，京官與籍貫均關係緊密。從科舉製度來看，“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詔天下各府州縣皆置學校，每學皆有教官與生員額數。惟生員可參加鄉試，中試者成舉人，惟舉人可參加會試，中試者成進士。科舉與學校製度不但有了密切的聯係，並且科舉與學校全部根據地籍”。此後又有“試子籍貫登記的通則”，“生員鄉試前必須各具”“年甲、籍貫、三代”。清承明製，而執行更嚴。[34]毫無疑問，科舉製度中有關士子籍貫的規定，強化了各省士子的籍貫意識。同時，為了保證各省各州縣均有士子能夠選拔出來，科舉製度中又有“州縣學額”“鄉試中額”等規定。[35]在會試中，對於“邊遠省份，如雲南、四川、廣西、貴州，有一定名額的保障”，“計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惟各省取中名額，則大抵按應考人數多寡分配”。[36]由此可見，科舉製度保證了各省均有士子得以考中進士，從而也保證了官員的來源涵蓋各省。當然，京官也不會例外。也正是因為各省均有人在京做官，故庚子救援時的救援對象，以“東南各省”為主，實際包括了“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湖南、湖北”等十四省京官，而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之“三帥款”則涵蓋各省，張之洞本人更是撥款“指濟”直隸京官。
從捐納製度來看，京官與籍貫也關係匪淺，一方麵是各省捐生要由各省同鄉京官“具印結作保”，才有機會成為候補京官或外官；另一方麵則是各省京官主要仰賴各省捐生繳納的印結銀以度日。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言：“軍興以後，捐例開，仕途雜，入京引見者多假冒，吏部不能詰，乃令取具各同鄉京官印結，始準注選或掣簽分省補用。外吏既須京員出結，即不能不稍事應酬，此亦人情之常，不須繩以苛法。其後捐生益多，出結者益眾，饋遺多寡無定數，則必有相爭相軋之情。於是京曹出結，官始分省，各設印結局，派專員管理而均分其數，罔有議其非者。”[37]郭則澐在《十朝詩乘》中亦有類似敘述：“捐納例開，廷議慮品流淆雜，令同鄉五六品京官具印結作保。部員眾多，又恐有扶同及爭執等弊，各省籍乃各設局管理，而酌取其費，同鄉五六品京官勻分之，幾同功令。”[38]張德昌在《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中寫道：“浙江省的印結銀由浙籍在京官員中之進士出身者輪流管理分配事宜，每月結算，按總數之多少，分配於各京官。”[39]在張德昌看來，“這每月分配的印結銀便成了一般京官生活之主要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