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朝末年的省籍意識，一些學者曾指出，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各省經濟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地方性新政事業的開展，一種立足於地域經濟文化認同的“省”意識開始形成，“本省”成為士人和一些封疆大吏，乃至普通民眾的“流行語”。[60]至於“省界”一詞的出現，則是20世紀初年的事，《浙江潮》曾刊登《非省界》一文，言“省界胎於庚辛之間，廣人《新廣東》出世，省界問題如花初萌，於時各省同鄉懇親會先後成立，承流附風，遂遺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詞已定矣。來東土者，浸**渲染，已成習慣。人人心中，遂橫一大梗蒂，聞一議，接一人，遇一事，談一語，必首相叩曰，是何處人”。[61]《浙江潮》《新廣東》均是留日學生所辦刊物。在章清看來，“省界”成為讀書人集團力量形成的最初標誌，便集中體現在這些刊物上。“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62]僅從當時留日學生所辦刊物的名稱來看，便非常鮮明地體現了“省界”特色，如《江蘇》《浙江潮》《新廣東》《新湖南》《湖北學生界》《雲南雜誌》《河南》等。再從發刊詞來看，《浙江潮》發刊詞開篇即曰：“歲十月，浙江人之留學於東京者，百有一人，組織一同鄉會。既成，眷念故國，其心惻以動，乃謀集眾出一雜誌，題曰《浙江潮》。”[63]《雲南雜誌》發刊詞亦曰：“雲南雜誌，雲南雜誌，是雲南前此未有之創舉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故鄉父老引領翹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東同人枯腦焦心日夜經營者也”，“雖然是編也，非僅商榷學術，啟發智識之作，實為同人愛鄉血淚之代表”。[64]於此可見，“省界”意識在清末確實相當普遍。不僅如此，“省界”意識對20世紀初的中國曆史也造成了重大影響。“留學生勢力方興，多有地域之見，興中會看起來很像廣東人的組織，外省人參加者不多”；“光複會既成立，與會者獨浙皖兩省誌士，而他省不與焉”。[65]在劉偉看來，清末新政時期以自辦鐵路為核心的收回利權運動與“省”意識便密切相關：“強調‘本省’和‘省的利權’的結果，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把創辦鐵路公司看成了為一省一地爭利的手段。”同時，“省”的意識又促使地方主義的發展，清政府最終便是因為沒有處理好，“與地方利益息息相關的民眾利益”之間的關係而滅亡。[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