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讀渡瀨教授刊於《動物學雜誌》的《對馬殲野豬事跡》一文時，第一次感覺到記住陶山莊右衛門存這個偉人名字的人很多，自己不過是其中的一個而已。此後了解了許多對馬曆史，同時大致讀完了《經濟叢書》中陶山翁所著的一卷。盡管如此，當我聽到陶山翁的名字時，首先聯想到的仍是對馬圍殲野豬之事，甚至有時僅僅聽到“對馬”兩個字，都會想起那裏的野豬來。因為那件事太離奇、太令人吃驚了，而且對過去、對未來，都發生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所以聽了一遍就再也難以忘卻。在這個印象的斷片裏，包蘊的曆史內容實在是太豐富了。
把島上的野豬、鹿全趕進圍欄裏一舉全殲的計劃，若不是在對馬這樣的島上，是難以想象的；而在島上使用這個方法，誰都會覺得順理成章。關於陶山翁的事跡，流傳下來的材料很多，記錄也很確切，這是後人的幸運。在有了重新檢證陶山翁事跡的條件以後，人們對島上的文物重新做了全麵調查。有人說滅絕野豬的計劃，是陶山翁十六歲時想出來的，滅絕野豬隻是其一生業績中的一個而已，而且未必能算成功，因為原定三年的計劃卻費時九年。而且，陶山翁先讓野豬繁殖然後再將其一舉全殲的方法，也頗令人費解。不過對馬島的情形稍有些特殊，因此我覺得有人將其當作先生的德澤加以讚美，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現在我們回顧此事，也隻是將其作為一件大事來鄭重紀念罷了。這裏涉及很多與野豬相關的話題。
二
此事的傳播始於何時，現已不得而知。它載於二三篇舊記裏，昭和二年[1]的頌德碑上也有記載。陶山先生下定了全殲野豬的決心之後，據說曾去爭取前輩賀島兵助的支持。賀島兵助說：“你的措施確實有效，但根絕物種違反天理，遭到老天報應就可能禍及子孫，還是不幹為好。”陶山先生則認為，縱然違背天道自然，隻要是為國除害，即為至當之事。故斂容正色道：“丈夫為國除害，豈問子孫之事？”他認為曆代學者對此事早就深思熟慮，今日不為，更待何時！那個時代的忠誠之士，特別是像陶山先生這樣的學問家，坦率地表明堅定的態度，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先生從滅絕野豬開始嶄露頭角，其後活躍於政治舞台二十年，其間向君主進諫的次數難以計數，舊功勞上加新功勞，卓爾不群。陶山翁被後人紀念緬懷，絕不僅僅是因為炒得沸沸揚揚的滅絕野豬之事。閱讀先生的傳記，常讓讀者感歎不已的，是先生有關島民經濟消費的主張。對馬田地缺乏，島民們以麥祭神，也一直隻是種麥吃麥。先生當然也不能例外，一年到頭以麥為食。這其實恰恰是人類必須遵從自然法則的一個好例子，與違背自然法則強行滅絕野豬運動的性質正好相反。然而藩政則依照全日本慣例，仍以倉米作為俸祿。倉米不足怎麽辦呢？大部分得從朝鮮進口，這個慣例直到最後也沒能廢棄。島上的供應得依靠島外，又須根據其必要程度，製定出多個標準，煩瑣至極。造成這種不便的原因，有因襲舊習的因素，也有時代潮流的影響，或者隻是由於不作為。這種狀況，先生力主變革，無奈積重難返，偉人亦甚感力不從心，奈何不得。這是曆史留給對馬島民們的嚴重教訓。尤讓我痛心的是，明明看到了問題，並有著切膚之痛，可也就僅限於此，並不能有所改變，就這樣白白虛擲光陰，在曆史上留下空白。於是，有人把滅絕野豬這類事情，渲染得驚天動地，好像代表了時代潮流一樣。此種現象古今常有，不足為奇，可我仍然不能不為之歎息。我本來要說的是野豬的話題，卻由陶山氏扯出去太遠，誠當引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