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巴達的霸權
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的失敗，被許多希臘城邦視為希臘解放日、自由日，可是這種所謂的自由、解放，不過是一種幻覺。戰爭尚未結束，斯巴達人已開始建立它的霸權。羊河之戰後，呂山德就開始在小亞細亞與愛琴海東部建立他個人的勢力圈。他攻占拜占庭，指定其親信斯特奈伊勞斯為駐紮官（Harmost），血洗米利都，將自己的黨羽扶上權力的寶座；占領雅典後，他圍困仍然忠於雅典的薩摩斯，在呂山德支持下，薩摩斯的寡頭分子們血洗民主派，建立了10人執政的寡頭政權。在希臘北部，斯巴達人在塔索斯扶植起寡頭政治；在雅典，呂山德授意寡頭分子建立三十僭主；在西西裏，自公元前413年雅典遠征軍失敗後，斯巴達一直在敘拉古活動，後來積極支持敘拉古的僭主狄奧尼修斯一世，並與其結成同盟。在伯羅奔尼撒本部，斯巴達出兵埃利斯，以使其“恢複理智”。通過這一係列的活動，斯巴達不僅想繼續維持它在伯羅奔尼撒的霸權，而且企圖取雅典而代之，建立海上霸權，成為整個希臘世界的霸主。
然而，斯巴達的實力遠不足以讓它成為希臘世界，甚至希臘大陸的霸主。首先，它的公民人數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一直在下降，嚴厲的軍營生活，公餐製度，對公民權的各種限製，不僅使斯巴達的出生率一直不高，而且使斯巴達現有公民因各種原因喪失公民權；斯巴達的婚姻、繼承與財產製度給富人以許多方便，使他們十分順利地擴大自己的財產，公民之間的貧富分化日益明顯。公元前465年的地震及其以後的戰爭，也不斷造成公民的減少。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時，斯巴達的公民大概隻有3000人。以如此微弱的兵力，維持對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霸權尚嫌不足，何談全希臘的霸權。其次，大多數斯巴達人，由於其製度的作用，長期習慣於服從，一旦脫離了斯巴達法律的約束，置身於陌生的環境中，突然擁有了巨大的權威，許多人不是無所適從，便是無法無天，他們到處推行斯巴達的製度，其結果，他們自己的行為使希臘人棄他們而去。史實表明：呂山德安置的所謂駐紮官，大多臭名昭著、殘暴無比。再次，斯巴達的製度使它的政策難以保證連續性：負責統兵的是斯巴達國王，決定對外政策的卻是監察官與公民大會，國王、監察官與公民大會之間經常出現政策分歧，兩位國王之間，也常為爭權奪利，相互掣肘，斯巴達的政策因此東搖西擺。國王的存在，也使其他有才之人難以出人頭地。呂山德為打敗雅典立下頭功，卻既不是國王，又非監察官。他的影響的上升引起了國王的疑忌，以致公元前5世紀末斯巴達對雅典和盟國的政策多次出現反複。決心不定的擴張政策，既讓盟國疑忌，也讓對手憤恨。如果說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是因雅典勢力的擴張而引起斯巴達恐懼的話，那麽現在則是斯巴達的擴張引起了盟國的恐懼。最後，斯巴達社會和政治製度的基礎——黑勞士，始終是一顆炸彈，或者說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時會突然爆炸或爆發，雖然黑勞士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一直穩定，但不能保證他們永遠忠實。此外，在斯巴達內部，還有一些非全權公民，如新公民等，同樣對斯巴達國家不滿。[1]公元前399年奇那東的密謀，目標之一是使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內部多重矛盾無疑拉住了斯巴達的後腿，使斯巴達不可能如雅典那樣全力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