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用最初的講述方式則文章會變得冗長乏味，因此從中間開始我做了大量的省略。我想要與此後發現的資料結合在一起重新撰寫。關於“zuzudama”，並沒有像樣的參考文獻。除了兩個植物圖鑒之外，我首先閱讀了《古事類苑》[16]關於植物的部分，並抄錄其中內容，以防萬一我僅翻看了家中收藏的那一部分。雖然畔田氏的《古名錄》中並沒有直接的記載，卻也提供了幾個暗示。然而主要的資料終究隻是我幼年時代的記憶，因此必然有許多不周到之處。關於“寶貝”，貝塚氏的《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一書擁有巨大的感化力量，這本書也成為了此文的出發點。除此之外，我此前還兩度閱讀了傑克遜的《作為文化傳播證據的貝類》一書。黑田德米氏的論點雖然不能成為某種定論，然而我受教於先生的若幹著作摘抄，當時想，如果出現與自己相悖的觀點，我將撤回自己的主張。幸運的是並沒有出現針鋒相對的矛盾，然而以防萬一，我打算在此文發表後祈求先生不吝賜教。此外，我兩年前拜讀了《東洋學報》第二卷中的已故濱田教授的兩篇論文，而在撰寫此文之前卻未有機會一睹為快。我還得到了《人類學雜誌》四十七卷九號的摘錄版，並兩次拜讀了江上波夫君的《遠東的“子安貝”傳說》一文，它們至今依然伴隨我左右。已故伊波普猷君的《以“子安貝”的琉球語為中心》登載在雜誌《方言》五卷十一號上，我也再次拜讀。杉本教授的《中世時期的雲南貝類貨幣》登載於廣島史學會主辦的雜誌《史學研究》第三輯第十一號，這是我最近拜讀的文章。最近，關於《馬可·波羅遊記》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雖然我認為從中還可以獲取有關那個年代的其他資料，但已是我力不能及之事。最近即將完成的《南方熊楠全集》中有兩三處有關印度“寶貝”流通的記載，我已將之摘抄下來。然而由於我在這個方麵的知識極其匱乏，因此希望能夠盡可能地參照《溜山諸島誌》來收集更多的事例。而有關埃及以西的“寶貝”分布，除了前述傑克遜的著作以外我還並未涉獵其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