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類研究由於經常跨越文學史與文論研究兩個區域，因此不是一個特別容易定位的研究類型。然而在英美漢學界，許多學者仍將之歸入文論研究範圍內，但也有強弱不同的認定。例如，塗經詒在對文論研究幾大模式所做的歸納中，基本上是從強認定的角度出發[35]，而宇文所安則從“理論”的概念出發，對之做了一個弱認定。[36]考慮到這些不同意見，我們的梳理當然也需要有所取擇，相對偏向於那些靠近理論方麵所做的研究。
文類（genre）問題之提出，最初是基於研究細化的要求，及文類稱謂在中西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的事實。比如在中國原初的術語係譜中，小說、傳奇、話本等均各有指稱的對象，並且無統一的歸說。德庇時在19世紀初引述斯當東（Sir G.Staunton）對中國“通俗文學”（popular literature）的評論時，也稱：“（中國的戲劇）缺乏能夠展現生活與習慣有趣畫麵的完美梗概。在他們的novels 與romances中，這點則是為充分的細節填滿的。”[37]句中所用的“novels”與“romances”（德庇時文中均如此分用）原為西方18世紀對散體敘事文學的一種分類法，也為後來的漢學家長期沿用[38]，然是否適宜於中國傳統小說的分類習慣則一直是受到質疑的。又比如用英語統稱的“poetry”，是否可以與中國本土的詩歌概念對稱也存在一些問題。關於這點，在20世紀早些時候，江亢虎（Kang-hu Kiang）在為《群玉山頭》（ The Jade Mountain，與陶友白合編）[39]漢詩集所撰的序文中即有質疑，認為中國的“韻文”包含詩、詞、曲、賦、民謠等一係列文類，因此“poetry”實際上等同於中國的韻文，而不是狹義上的“詩”。可知，他已意識到在異域介紹中國文學時會存在文類分辨的問題。
20世紀50年代後，哈佛大學教授海陶瑋發表《〈文選〉與文類理論》（The Wen-hsüan and Genre Theory）一文。他認為：“文類的概念，潛藏在所有的批評之下。一個好的批評家如同一個勝任的作家，總是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知曉一個給定的文類是合適的中介（appropriate vehicle）。”[40]海陶瑋比較係統地提出了文類批評研究的重要性，從而首次將對文類的考察正式納入漢學研究的議程。通過對《漢書·藝文誌》、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與摯虞《文章流別集》等著述中文類觀念演變的扒梳，海陶瑋追溯了傳統文類史的演變，並對蕭統《文選序》中提到的各種文類均提供了詳細的資料考訂，其研究可謂已達相當的深度。1967年，由謝迪克（Harold Shadick）主持，首次中國文學文類的專題會議在百慕大群島舉辦。這也可看作美國漢學研究界正式啟動文類研究的一次集體舉動，當然也受到了其時北美批評理論界風氣的顯著影響。[41]遺憾的是，由於資金方麵的困難，會議文集一直拖到1974年才出版[42]，因此一般仍然是以散篇論文發表的時間來確認實際的影響。其中，陳世驤所撰《〈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裏的文類意義》 （The Shih-ching：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早在1969年就發表了。該文考察了《詩經》作為一種典範的中國文類的曆史轉化過程（即按“頌”“雅”“風”的時間順序進行），並從心理發生、文本修辭的意義上論證了“興”作為其中一大類的基本特征，為此而將“抒情”（lyric）視為中國詩歌的內核與詩學批評的主旨（又如在《詩大序》等中），同時將其與西方早期的兩大主流文類史詩（epic）與戲劇（drama）進行了對比，最終得出中國詩學的本質乃偏重於抒情，而西方詩學的本質則偏重於敘事的結論。[43]陳世驤的論述，尤其是其作為依據的，對三大文類的劃分說明參照的仍是亞裏士多德《詩學》中的標尺，並未涉及中國文類內部的分體考訂及17世紀後西方出現的更為多樣化的文類實踐，而是偏重在從大的、模糊的意義上標識中西文類及其批評的差異，因此其影響主要還是落在比較詩學方麵。1968年，羅鬱正（Irving Yucheng Lo）發表《中國詩的風格與視境》 （Style and Vision in Chinese Poetry）[44]，指出有必要將中國文學批評中容易混淆的“文類”與“風格”兩概念辨析開來。這一論述對於後來的文類研究也有一定的提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