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西方戲劇形態和理論都存在重要差異，研究者們就很自然地要采取“比較”的視角，消除概念的混淆，剝離各自的異同。例如，在《中國式娛樂：李漁的生活戲劇》中，埃裏克·享利頗為謹慎地指出，雖然他不得不用“play”一詞指稱李漁的劇作，但這些作品卻與“play”一詞在英語中的含義並不一樣，“傳奇”才是其中文名稱。該稱謂不僅僅指戲劇，也指文言小說，經常與亂力怪神之事相幹。明和早清時期，傳奇是占統治地位的戲劇形式。與之相對的是另一種戲劇形式，即“雜劇”。這兩種戲劇形式都興盛於宋代末期，但在傳奇興盛之前約一個世紀中，占據戲壇統治地位的是雜劇。有基於此，埃裏克·亨利在概念使用上就做了區別，以避免西方讀者望文生義，產生誤解。
埃裏克·亨利指出，賀拉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曾認為中國人非常講究禮儀，並由此得出結論，說中國喜劇不可能太吸引人。亨利認為，這一論斷盡管表麵有理，實際與中國的喜劇沒有任何關係，這隻不過是沃波爾憂慮情緒的反映：他擔心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文雅的泛濫”會給**與怪異披上虛假的外衣，從而使喜劇家們放棄自然的素材。埃裏克·亨利說，在社會生活中用禮儀代替衝動，並不會導致喜劇的衰落，而是將它從以心理學或倫理學為基礎的含義轉向了以社會風俗為基礎。“這一轉化，簡言之，是從性情喜劇到風尚喜劇的轉變。長久以來，我們一說到喜劇都會聯想到風尚喜劇，以至於習慣成自然，使我們陷入另一種焦慮，即擔心在生活中那些刻板複雜、根深蒂固的形式逐漸消失，從而給劇作家們留下的能夠用於喜劇題材的禮儀虛飾、社交尷尬和諷刺性機智的空間會更狹窄。然而我們可能得出的結論卻是，在共和之前，中國任何喜歡禮儀的人都會享受他們豐富的喜劇傳統。”[24]亨利接著認為，所有這些反應都將喜劇僅僅當作幽默場景的組合，其合理性要依賴這些場景在社會上發生的真實頻率，這當然是不對的。喜劇不僅僅是社會事件的發現與積累，它還是一種視野和分析。因此，缺少的不是喜劇素材，而是質疑精神、娛樂精神和超越性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