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一書指出，西方戲劇通過行為和對話表現人物的性格，而中國戲曲側重於音樂，並通過語言刻畫人物，李漁在此領域貢獻頗大。[17]為此，該書引李漁之言而證實之。首先，李漁認為言為心聲，作者必須謹慎地選擇語言：“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為辟之思。”[18]因“專為登場”的緣故，語言一定要樸實，通俗易懂。如果觀眾不能理解，就是失敗之作。“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19]在諸多易犯的錯誤中，李漁認為“填塞”為甚：“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在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幫，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則俗語雲‘說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20]李漁感歎其所處時代劇作的書本氣太濃，因此對元曲的簡潔明了非常推崇。他說：“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學深心，而所填之詞，皆覺過於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21]
李漁的劇作中既有“曲”，也有大量賓白。盡管賓白對劇作的影響很大，但在李漁的時代，這一項寫作的質量卻非常低。更糟的是，許多賓白是由音樂家而非劇作家撰寫的。針對此種情況，李漁說：“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填詞，視賓白為末著，常有《白雪》《陽春》其調，而《巴人》《下裏》其言者，予竊怪之。”[22]為糾此偏，李漁說：“嚐謂曲之有白，就文論之，則猶經文之於傳注；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梁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脈。非但不可相輕，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