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細讀法（close reading）是由新批評的先驅之一理查茲率先提出的，後成為英美新批評理論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文本批評方法之一。文本細讀法強調對文學作品形式、語言、語義等的“內部研究”，強調“通過認真地閱讀原文，反複推敲，分析結構，多方麵、多層次、多角度地研究語音、語法、語義、音位、節奏、格律等語言要素，關注比喻、張力、反諷、悖論、複義等詩歌要素，以全麵把握和闡釋作品意蘊”[15]。葉嘉瑩曾在《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我以為正是新批評的所謂細讀的方式，才使我們能對作品的各方麵做出精密的觀察和分析，因此也才使我們能對作品中之意識形態得到更為正確和深入的體認。可見新批評一派所倡導的評詩方法，確有其值得重視之處。”[16]
舉例而言，如宇文所安在其所撰《初唐詩》《盛唐詩》《追憶》《迷樓》《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他山的石頭記》等著述中，都十分強調對文本從形式、語言、語義等角度進行“內部研究”的細讀式分析，試圖借此克服過去那種從文本中抽取觀念的方法。關於這點，他在《中國文學理論讀本》的導言中，也有明確表述。他認為自己所采用的“通過文本來講述文學思想”的方式，可以使那些隱藏在“語文細節”中的確切意義得以呈現。[17]這種方法的效果也是明顯的，一方麵可避免脫離語境之後的過度闡釋，另一方麵也驗證了新批評的解讀手段在切入中國詩學文本中時所能獲取的實踐有效性。
宇文所安之所以采取文本細讀的方法，除其深受一度流行於西方的新批評理論的浸漬和影響之外，還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重視文本的立場是宇文所安對中西文論進行深入比較分析後的選擇。宇文所安說：“我相信，詩歌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這就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可能。在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之前，中國和西方沒有互相聯係的曆史語境，所以如果進行雙方的文學比較，倘沒有正確的方法，可能會‘迷’。”[18]既然文本是唯一可靠的依據，同時“文本自身是一個‘修補縫隙，縫合片段’的過程”[19]，因而就有必要從文本內部入手來理解傳統文學及其批評的蘊義和用心，“使意義得以以新的生長點不斷生成，或從文本所內涵的生命欲望結構中，把握生命意義的軌跡”[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