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蘭色姆在論述艾略特、理查茲等人的專著《新批評》中提出了“新批評”的概念。他指出，文學批評是專家教授的事業，它必須是科學的、精確的、係統的。文學批評不是倫理道德研究、曆史研究或語言研究，而隻是對於文學自身的研究。這種研究必然要探討文學的內部規律，如語言、結構、技巧、韻律、隱喻、悖論、含混等種種形式因素。新批評力將布魯克斯說過：“形式主義批評家主要關注的是作品本身。”[12]20世紀60年代的漢學家多是在現代西方學術背景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多少會受到現代西方從俄國形式主義到新批評，直至解構主義的語言論轉向等理論主張的影響，進而從這些方法論出發，對中國文本投以深度的關注，並形成一套新的研究模式。
陳世驤、傅漢思、倪豪士、劉若愚、高友工、葉嘉瑩、林順夫、宇文所安等漢學家，都非常重視語言和文本形式的意義。他們對中國文學和文論的闡發有著十分明顯的英美新批評理論的痕跡。例如，陳世驤在其中國古典詩詞特質的分析中，體現出了較為明顯的“新批評”的理論傾向。在《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一文中，陳世驤運用比喻來指明詩歌內部研究的重要性：“因為好詩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個體，所以我們要了解它，也要和了解一個活生生的人一樣。我們不但需要認識它外表的容貌、聲音和懂得表麵的意思，而且還要了解它內在的，隱含的，各部分的複雜相互關係。”[13]在該文中，陳世驤提出了類似於新批評主張的關於詩歌鑒賞的基本要求：“第一，對詩的文字的嫻熟；第二，對詩的形體和形式（form）的了解；第三，對詩的類別，所謂文類（literary genre）的曆史發展，要有知識。”[14]葉維廉早期對西方理論的譯介和研究也是從新批評開始的，《〈艾略特方法論〉序說》（1960）、《艾略特的批評》（1960）、《靜止的中國花瓶——艾略特與中國詩的意象》（1960）和《詩的再認》（1961）等討論並介紹了新批評的理論先驅艾略特的理論主張。劉若愚借鑒的也是新批評的語義分析方法。他細致梳理了中國詩歌語言字形、語義、聲韻、語法的形式特點，並以此考證了純形式的語言分析與詩學觀念、文化觀念之間的某種關聯性。借助於新批評提供的概念資源，高友工發現了中國詩歌的“肌質”（texture）；葉嘉瑩和林順夫發現了作品文本中的“張力”（tension）；而宇文所安和高友工則運用新批評文本細讀的方法對唐詩進行了富有意趣與啟發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