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論·論文》是建安時期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蓬勃發展的產物，是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作品。20世紀80年代之前，已有修中誠、繆文傑、侯思孟等人在各自論著中全文譯出《典論·論文》。修中誠將《典論·論文》譯文置於《文賦》英譯一書附錄之首，用以說明六朝時代文學批評風氣的形成。繆文傑《東漢末期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一文，對《典論·論文》進行了逐段翻譯和講解。繆文傑指出，在建安時期之前，文學的價值附屬於儒家經典。“但是，216年至220年的五年之間，出現了三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們修正了——雖然沒有徹底改變——儒家的文學觀，文學的內在價值第一次得到討論，這引發了對作者特性和作品形式特征的研究。”繆文傑所說的三部作品，就是曹丕的《典論·論文》《與吳質書》以及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其中《與吳質書》《與楊德祖書》的譯文被收入文末附錄。繆文傑在逐段譯注《典論·論文》時，突出了其中文學自覺的精神。例如，對於“王粲長於辭賦”一段，他認為“是根據文學特長來區分作家的一次較早的嚐試，也是漢末批評趣味的一份指引，從後者來說，曹丕是第一個比較同時代作家的批評家之一”[31]。
侯思孟的《中國3世紀早期的文學批評》（Literary Criticism in China in the Early Third Century A.D.）一文，更全麵地討論了曹丕和曹植的文學批評。侯思孟指出，建安時期文學自覺的表現之一，就是此時出現了“一種對文學批評的前所未有的興趣，一種關注文學本身的興趣，一種退後一步從整體上思考文學的嚐試”。侯思孟認為，曹丕的文學批評“更加多變，更加複雜，也更重要。他可以被稱為‘中國文學批評之父’”。對於《典論·論文》，侯思孟認為它缺乏嚴密的邏輯結構。“如果想在整篇作品中找出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那可能是曹丕對於批評家的全麵能力的強調。”與曹植相比，這種看法“讓曹丕在文學批評的領域中走得更遠，觸及更多的基本批評觀念”[32]。侯思孟根據自己的理解，將《典論·論文》分為四部分，並分別標上小標題：第一部分從“文人相輕”至“免於斯累而作《論文》”，被標為“全麵的批評家”；第二部分從“王粲長於辭賦”至“謂己為賢”，被標為“實踐批評”；第三部分從“夫文本同而末異”至“不能以移子弟”，被標為“批評理論”；第四部分從“蓋文章經國之大業”至結尾，被標為“文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