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德祖書》是曹植寫給楊修的信，表達了曹植對於文章寫作與批評的看法。繆文傑的《東漢末期的文學批評》一文，高度評價了曹氏兄弟文學批評的意義，但此文主要是曹丕《典論·論文》的逐段翻譯和講解，至於曹植《與楊德祖書》的譯文則被置於附錄之中，基本上沒有做任何講解或討論。侯思孟的《中國三世紀早期的文學批評》一文，更全麵地討論了曹丕和曹植的文學批評，對曹植的《與楊德祖書》有詳細的論述。侯思孟認為，曹氏兄弟是令文學擺脫經學附庸傳統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文學批評“開創了中國思想的一片新領域，但同時也闡發了傳統的、‘古代’的文學觀念，他們並沒有真正脫離這個傳統”。對於《與楊德祖書》來說，尤其如此。侯思孟強調了這篇書信作品的價值，認為它“在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批評理論，而且是因為它第一次從文學——主要是詩——自身來討論它”[41]。
黃兆傑在《早期中國文學批評》中，也全文翻譯了《與楊德祖書》。他的翻譯貫徹了“可讀性強的英文”的原則。這封信本來是以“植白”開頭的，但是譯文中徑直改為“Dear Dezu”，完全套用英語書信的格式。黃兆傑在尾注中也說：“嚴肅的漢學家可能不讚成我這種自由的譯法。”所以，他在譯文之後的注釋中，同時提供了原文的直譯“Zhi has the following to make clear”。[42]
《與楊德祖書》的結尾有“辭賦小道”的說法，這種觀點與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正好相反。因為這個原因，侯思孟認為曹植沒有擺脫傳統的文學觀念。黃兆傑則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曹植在後世被塑造為懷才不遇的天才，但是黃兆傑提出異議，認為曹丕的成就大於曹植，特別是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表述的文學觀，沒有達到曹丕的思想高度，此信的“曆史價值遠大於其本身的價值”。黃兆傑的語氣逐漸加重，他說《與楊德祖書》對文學的態度是“根本否定”而崇拜功業，“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是愚蠢和庸俗的”。黃兆傑稱：“這封信中的曹植，很明顯是不快樂的。同情他的困境，是人道；但如果同意他的觀點，則是愚蠢。”[43]